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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那些被人们叫做“小公园”或者“别墅”的死胡同深处的一幢房子里，底层有一个套间。她在里面接待我的这个套间没有什么别的家具，只有一张长沙发，我们就坐在上面，还有一架电话机，也放在沙发上。她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红棕色头发、有些神经质的女人。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但她总是不去接。后来，在她按听的时候，她把听到的事都写在记事本上。我绐她看了首饰。我可以半价让出首饰别针和钻石手镯，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她必须当场付现款。她接受了。
在大街上，当我向库尔塞尔地铁车站走去的时候，我想起了几个月以前到卡斯蒂耶旅馆我们房间里来的那个青年人。他很快地卖掉了一颗蓝宝石和两枚首饰别针，还慷慨地要把多卖得的钱同我平分。他确实很大方。我推心置腹地向他交了底，对他淡了出发的计划，甚至还讲了那种有时阻碍我出去的恐惧心理。他对我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
晚些时候，我到爱德华七世花园街去找德尼兹，她的朋友、荷兰人范·阿轮在她的套间里开办了一个女式时装店，她住在一幢房子的二楼，正好在辛特拉酒吧间的楼上。我之所以能回忆起来，是由于德尼兹和我，我们以前经常到那个酒吧间去，那里的地下餐厅另有一扇门可以溜出，不必走正门。巴黎所有的公共场所和建筑物，凡是有两个出口的，我相信我都熟悉。
在这个很小的女式时装店里，人们象奥什林荫大道那幢房子里的商人一样忙碌着，也许还要更加焦急不安。范·阿伦在准备夏季用的时装成套式样，他是那样的努力、那样的乐观，确实使我感到很惊奇。我思忖着：女式时装店还能坚持几个夏季？他在一个棕发女人的身上试着一件用又薄又白的料子做的连衣裙。与此同时，别的模特儿在更衣室里进进出出。有几个人围着一张路易十五式的写字台议论着，台上散乱地放着时装设计草图和一块块的料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德尼兹同一个五十上下的金发女人和一个头发棕褐而卷曲的青年男子在说话，我也参加了进去。她和他，他们要去科特达祖尔。在一片嘈杂声中，人们什么也听不见。打开的香槟酒在人群中传递着，也不知道是为的什么。
德尼兹和我挤出一条路，走到前厅。范·阿伦陪着我们。当他把脑袋从门缝里探出来，用手绐我们送了一个飞吻，祝福我们交上好运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了他那浅蓝色的眼睛和笑容。
德尼兹和我，我们最后一次经过康巴塞雷斯街。我们的行李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一只手提箱和两只皮包，己放在客厅尽头的一张大桌子前。德尼兹拉上百叶窗，放下窗布。地把缝纫机重新放进柜子里，取下了别在人体模型上身的一块白帆布料子。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在这里度过的晚上。他照着范·阿伦给她的纸样裁剪，或者缝着，我躺在长沙发上读一本回忆录或她非常喜爱的侦探小说——《面具》丛书。那些夜晚，是我所经历过的仅有的可以暂时休息一下的任晚，仅有的我可以幻想能在一个平静的世界上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夜晚。
我打开手提箱，将那些把我的口袋撑得鼓鼓的一捆捆钞票，塞进我的粗毛线衫和衬衣里，塞边一双靴子里。德尼兹正检查一个旅行袋，看看有没有忘记什么。我顺着走廊一直走到房间里。我没有开灯，站在窗前。雪仍在下个不停。在对面人行道上值勤的警察也钻进岗亭里去了，那个岗亭也是因为冬季天冷，在几天前刚刚修起来的。从索赛广场走来一个警察，他也三步井作两步地向岗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握手，递给他一个保温瓶，两人用平底大口杯轮流地喝起来。
德尼兹进来了。她也站到窗前我的身边来。她穿着皮大衣，紧紧地偎着我。她身上散发着一股浓郁刺鼻的香水味道。她在皮大衣里面，穿了一件长袖衬衫，我们重新回到那张只剩下床绷的床上。
里昂火车站，嘉·奥尔罗夫和弗雷迪在发车站台的入口处等着我们。他们那许多手提箱，就堆放在他们身旁的一辆四轮运货车上。嘉·奥尔罗夫有一只大箱子。弗雷迪一面和搬运工人讨价还价，一面请他抽烟。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在说话，德尼兹问地，他们这些人到了弗雷迪租的那幢瑞士山区木屋里，能不能住下。车站上一片昏暗，只有我们站着的那个月台上，照着黄色的灯光。维尔德梅尔也来了，他穿着骆驼毛大衣，这大衣象往常那样拍打着他的腿肚子。一顶毡帽盖住了他的前额。我们叫人把行李搬到我们各自的卧车里。我们站住车厢前的月台上等待着开车的信号。嘉·奥尔罗夫在那些乘这趟列车的旅客中认出一个熟人来，弗雷迪叫她不要同任何人说话，以免引起别人对我们的注意，
我在德尼兹和嘉·与尔罗夫的包房里呆了一会。窗帘已经拉上一半，通过玻璃窗向下看去，我看到我们正在穿过郊区。雪还在下。我拥抱了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回到了自己的包房，弗雷迪已经安顿下来了。过了一会儿，维尔德梅尔来看我们。此刻，他的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希望在他下车之前，不会再有别的人去。的确，他很担心有人把他认出来，因为几年以前他在奥特伊尔赛马场出事时，耶些马术运动报上都登过他的照片。我们尽力安慰他，对他说人们对赛马骑师的面扎，是过目就忘的。
弗雷迪和我，我们躺在铺位上。火车在疾驰。我们让通宵灯亮着，弗雷迪烦躁地抽着烟。他有些惶恐不安，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来检查的。我也是这样，但我竭力掩饰着自己。我们，弗雷迪、嘉·奥尔罗夫、维尔德梅尔和我，拿的都是鲁维罗萨弄来的多米尼加护照，但这些护照是否管用，我们并没有十分的把握。鲁维罗萨本人也这样告诉过我。我们的命运全掌握在警察，或者比别人更留意细节的检查员手里了。唯独德尼兹人没有任何危险。她是真正的法国人。
列车第一次停下，第戎①车站到了。在大雪中，车站上高音喇叭的声音显得很沉闷。我们听见过道上有人走动，一间包房的门被打开了，也许有人进了维尔德梅尔的包房吧，于是，弗雷迪和我，我们发出了神经质的狂笑。
列车在索恩河畔夏龙②车站停了半个小时。弗雷迪睡着了，我关上包房里的通宵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在黑暗中可以更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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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科多尔省的省会。
②法国索恩…卢瓦尔专区政府所在地。
我竭力想些别的事情，而不去听在过道里回响着的那些脚步声。月台上，有些人在说活，我能听清几个字。他们大概就在我的窗前。其中一个人在咳嗽，一种带浓痰的咳嗽。另外一个人在轻轻地吹着口哨。一道列车驶过．车轮碰撞铁轨的有节奏的声响吞没了他们说话的声音。
我们包房的门突然打开了，过道的灯光照见了一个穿大衣的男人的身影。他的手电把包房从上到下照了一遍，看看我们有几个人。弗雷迪惊醒了。
“你们的证件……”
我们把我们的多米尼加护照递绐他。他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然后把护照交给了身旁的一个人，这人被包房的门拦看，我们肴不见他。我闭上眼睛。他们说了几句，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他一步跨进包房，手里拿着我们的护照，
“你们是外交官吗？”
“是的，”我机械地回答。
几秒钟后，我才想起鲁维罗萨给我们弄的是外交护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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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国际惯例，外交护照为红色封皮。
他一句话也没说，就把护照还给了我们，然后把门关上。
我们在黑暗中屏住呼吸。我们缄默不语，一直等待火车重新开动。火车开动了。我听到了弗雷迪的笑声。他把灯打开。
“要不要去看看其他人？”他对我说。
他们没有去检查德尼兹和嘉·奥尔罗夫的包房。我们叫醒了她们。她们还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激动。接着，维尔兹梅尔也来了，他色阴沉，还在哆嗦。刚才，当他把护照交给他们验看的时候，他们也问他是不是“多米尼加的外交官”，但他没敢回答，因为害怕便衣譬察和检查员中间，可能会有某个赛马的爱好者把他给认出来。
列车在茫茫的雪原上穿行。这里的景色多么亲切和友善啊。望着沉睡中的那些房屋，我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狂喜和信心。
我们到达萨洛金①时，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