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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再度出名的希望也未能缓解他的沮丧。早在5 月初，他已写回信给马尔科姆·考利。考利计划写一篇长长的论文，企图“纠正福克纳的价值和声誉之间的不平衡”。
他问福克纳是否愿意合作并接见他，回答一些“有关生活和追求的问题”。对于“生活部分”，福克纳有保留，但愿意同考利见面谈谈，并表示感谢。他说，“我很愿意有人写这么一篇文章”。接着，仿佛窥见了这一决定性通信可能带来的后果，他进一步提到自己虽已没有多大生趣，仍怀有希望。“我46 岁了，苦苦干我这一行当（是自己选的还是命里注定的，我也不知道），有傲气但不虚荣，自我意识很强但也很谦虚……我勤奋写作，尽我所能，在这部没有意义的史册上恐怕也不可能留下再好一些的印迹了。”全靠毅力，也多亏一件事使他舒心，幸免于大崩溃。这件事发生在春天，福克纳在找个略大些的住房，准备接埃斯特尔和吉尔来。4 月下旬找到，他在信上写道：“不大，没有院子，但是安静而方便，不是好莱坞式的邻里。”大不同于山楸别业，但是她们会喜欢，至少可以全家团聚。福克纳决定接妻女来加州，梅塔认为是对她的背叛，因此不再见他，福克纳接了一个又一个桔燥的任务，从《伦敦之雾》转到《我们中间的陌生人》，又不能写小说，因此那年夏天的空闲比记忆中哪一年更多。1944 年6 至8 月，埃斯特尔（小小地）和吉尔（大大地）占有了他的生活。工资不过1936 年和1937 年的三分之一：那时他们租了一大幢房子，附有佣人住房，带去了厨子和车夫；如今住小公寓，没有仆人，没有汽车。生活却不如当年痛苦，虽然不如当年显赫。他们难得赴宴，经常出去游览，不时上馆子。6 月24 日，吉尔度过11岁生日，其后几个星期学骑马，和伊丽莎白·（泰勒（7） 同上一所骑马学校。
平时，大多数周末，便在贾克·霍斯的格伦德尔马场骑马，妈妈同去过一次，多半和爸爸同去。
那年夏天，骑马使吉尔快活，也挽救了福克纳的工作。福克纳厌倦了那里的工作，如果吉尔在那里不快活，他就准备辞职，带了她回家。骑马也使父女更加亲近。
福克纳后悔同女儿分开太久， 吉尔的童年又快过去，他特别珍惜那年的夏天。尽管自己的童年充满了失望和痛苦，回首前尘仍觉满心温馨。童年以后的岁月中，他徒然寻找行之有效的规律和不超前简化的形式。
如今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能力在退化，感到怅惘。他从吉尔身上回顾自己的童年，记忆中还只有这段时间的生活完整美满，不需进行周期性整容或想象力的处理，只需加以现实的净化便可以接受。伯兹给吉尔照了一张冲浪的相片，福克纳仔细观察这张相片，发现自己看见的不是展开在她面前的梦一般的世界，而是一个已经开始褪色的世界。他知道吉尔的童年并不美满，仍认为童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对朋友说：“很快便过去了，完了，她就要做女人了。”如果下一项任务不好，他恐怕受不了吉尔和埃斯特尔的离去，吉尔必须回牛津去上学。从5 月到8 月，他编写了一个又一个剧本，没有什么称心的活。8 月，开始和霍克斯合作，改编雷蒙·钱德勒的《长眠》。虽然朱尔斯·弗斯曼也参与编剧，主要合作者是一个名叫菜·布赖克特的青年作家，两人合作顺利。他仍然会写出“不上口”的对白，如那青年后来所说，两人不得不在现场临时改动。但是霍克斯喜欢这样，亨弗利·鲍嘉和劳伦·白考尔也已经习惯。
《长眠》摄制过程中，福克纳神志清醒，工作正常。11 月中旬时濒临崩溃。
他又同朋友住在一起，一方面节省开支，一方面逃避寂寞；偶而也骑骑马，但是毫无作用，连梅塔也不起作用。梅塔听说埃斯特尔走了，福克纳又在酗酒，便重新来看他。而人都在《长眠》摄制组，经常见西，几乎部分地重温“旧梦”。可是，他离开山楸别业、离开创作已快一年，“有时觉得再作一次治疗或者再编一部电影剧本的话，我会失去创作的能力”。7 月，马尔科姆·考利来信提起他早已知道的一件事：他的名声在出版界受尽诽谤。
1944 年10 月29 日，考利的第一篇文章（共3 篇）号召人们认真地重新评估福克纳的价值，提醒读者福克纳的17 部作品除一部外全部脱销。
寂寞和沮丧袭来，福克纳酒越喝越凶。朋友们，特别是伯兹、梅塔和乔·帕甘纳尽量帮助他，知道他最恨去那些他喻之为火炉和监狱的地方，便亲自照顾他。上班时为他打掩护，晚上藏掉他的威士忌或者定量配给。有时候，他还是喝得太多而不得不送进山谷地的私人医院。伯兹看出他酗酒有自戕之意，设法劝导他说：“比尔，别走那条路，你太宝贵了”，帮助、劝说无用，福克纳终于请假，他需要脱离这个环境，宁愿留职停薪3 个月，只求能回密西西比，甚至愿意不支薪而多做些工作。
12 月15 日回到山楸别业，不出一星期，精神振奋。他写信给考利表示感激，回答考利的问题时，也流露出失望和怨恨。他说，南方对他并不特别重要，不过是他熟悉南方而已。南方并不比其他地方好，也不比其他地方坏。
“生活是现象，不是标新立异。到处都像在疯狂地越障赛马，奔向虚空。不论在什么时候，人都散发同样的臭气。”但是，他如今没有被困笼中之感。
他估计假期可以延长到6 个月，因此觉得不仅“摆脱了好莱坞”，而且能摆布好莱坞。“我可以在好莱坞工作6 个月，在家住6 个月。现在已经习惯了，把电影编剧锁在另一个房间里。”1 月，他重新拿起《寓言》，同兰登韦屋谈妥“预支二三千元钱，大约3 月中要”。信中对出版商说，他“写作经历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诗人，只凭本能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价值和真实性有强烈的信仰和信心，对修辞有无比的勇气（承认有此癖好）。对其他东西则所知甚少，也不想知道。”现在，他“写了又重写，斟酌每个字的分量”。这一变化意味着“需要更长时间创作此书”，为此他心烦意乱。但是，他认为这是新的成熟的标志；他说“我终于长大了。”事实上，这部新作显露出另一种性质的巨变，原来是潜意识的或者说次要的东西，如今都变成有意识的。他在写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信中称，“自己素来写人物而不写思想”，即使在结构最复杂的试验性作品中也是如此。
他认为考利关于《押沙龙，押沙龙！》的意见说得对，“我首先在讲一个我认为不错的故事。我认为昆丁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可以讲得比我好，但我接受并感激你所作的补充，尽管我在写作时并未有意识地顾到这些。”反过来，他在《寓言》中步步为营地照顾到思想及其象征意义。
几年后，完成《寓言》前不久，福克纳称舍伍德·安德森的事业——整个一生——为一个可疑的梦，梦中的安德森把自己想象成“跋涉在乡间小路上，牵着一匹马，想拿它来换个宿夜的地方，不只是为了一张床，而是想睡个好觉”，犹如一则故事或寓言。福克纳解释安德森的梦说，这匹马是安德森从来不能完全接受的世界——“他出生的美国”，安德森的一生是幽默、忍耐和谦卑，更多是想用忍耐和谦卑地奉献的世界，取代那不能接受的世界，为了他“自己以纯洁、高尚、坚韧不拔地工作而求得成就的梦。《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和《鸡蛋的胜利》就是这个梦的代表和象征”。
福克纳解释安德森的梦的这个寓言有几点很有意思，其中之一便是；有助于了解福克纳诗歌的惨淡经营的风格。但是，福克纳描写安德森“精益求精”，同他自己在创作《寓言》时的做法相似。福克纳说：“安德森写作时惨淡经营、不厌其烦……仿佛对自己说，‘无论如何，它将是、它必须是无瑕可击的’；仿佛他创作不是为了那销魂蚀骨的、令人失眠的、无法满足的对荣誉的渴求……而是为了什么更迫切更重要的东西，甚至不是仅仅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纯、求精。”福克纳当初从诗歌转写小说时，相信心里想说的就是有价值的，并且已经蕴含了形式。如今在写《寓言》时，他斟酌每一个字的分量，仿佛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