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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中看到的是一切美的东西的堕落。没有一部现代小说比这些人的故事更深刻地挖掘叶芝的《基督再来》一诗中表现的可怕的现代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优者毫无信仰”，“劣者充满热情和干劲”！
福克纳发现凯蒂时，她基本上已是书中介绍时的模样，她的兄弟们需要她。后来才意识到，写这个人物原来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在她身上创造了一个想有而未有的姐妹和一个注定要丧失的女儿，“虽然前一个需要可能更加明显，”他补充道，“因为在我写下凯蒂这一名字以前，先有三个兄弟。”康普生三兄弟可以说体现了促使福克纳创造凯蒂这一人物的需要。
在本吉需要温柔这件事上，看到福克纳写作此书前的感情紊乱。放松和狂喜与写作全书有关，特别同“写本吉的一部”有关。杰生只想发财，正是福克纳力求扑灭的庸俗愿望。在昆丁的近乎摩尼教徒式的对一切物质和肉欲的反感中，我们看到艾伦·泰特（3） 称之为“天使般”的想象和福克纳喻之为挑剔的审美家的道德敏感。
绝不是偶然的想象使福克纳的又一个失意诗人昆丁先遁入一个名叫凯蒂的纤巧“器皿”，后遁入一个“静静的海港”，福克纳曾想过像赫格希默沉浸在里面，“年岁不能伤害，人世间流言蜚语传来犹如远处朦胧的雨声。”福克纳几次介绍过凯蒂这个人物的创造对他的意义，比较详细而且给人联想较多的一次是把她比作一个最喜爱的形象。“我对自己说，现在可以写了，可以为自己制造一只花瓶，像罗马老人那样放在床头，吻个不停，以致边缘都磨损了的花瓶。我没有过姐妹、命中注定要失去襁褓中的女儿，这就动手为自己创造一个美丽而悲惨的小女孩。”花瓶或古瓮的形象在评赫格希默的文章、在《埃尔默》《蚊群》和《坟墓里的旗帜》中出现过，在最近给巴玛姑姑的信中提到新欢时出现过，以后还要出现几次。可见这一形象对福克纳具有特殊吸引力和几种涵义、至少有三种重要的涵义。
最简单的一个涵义是逃避的欲望，福克纳先同赫格希默的“静静的海港”、后同保护盖尔·海托华使他免受生活厉风吹袭的“典雅静穆的花瓶”相联系。《喧哗与骚动》中的本吉依赖别人，寻找庇荫，他注定要过残缺不全的痛苦生活，“像一个没有眼睛没有声音的东西……活着是因为能受苦”。
他只有需要、没有帮助。失去凯蒂，对他意味着一辈子无谓地受苦，永世不得翻身，对昆丁意味着绝望。在昆丁身上，我们先看到求解脱求庇荫、后看到求逃避的愿望。在新奥尔良写的一篇速写中，福克纳写过一个女孩自称“死神小妹”来到情人面前。在为海伦·贝尔德写的一篇寓言中，一个同名少女陪着一个殷勤的骑士情人出现，骑士情人当然便是昆丁希望扮演的角色。昆丁的愿望起初集中在凯蒂这个“梦中情人”身上，但当愿望同“黑夜与不安”相联系时，凯蒂开始同“死神小妹”合为一体；换言之，乱伦的爱是禁止的，要处死的。死的威胁吓得他无能为力，昆丁只好爱死神而不爱姐妹的身体，甚至也不爱康普生家的某些荣誉。最后，他庄重地委身江水，而不是交给凯蒂。《军饷》中有一个人物说：“最悲哀的不是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是伤心会很快过去。”昆丁自杀，一半是惩罚自己不应有此欲念，一半是想不到凯蒂会受人勾引，可能认为”不值得为她而感到绝望”。当然，还怕自己变心。他发现自己心理上也极无能，一直想当殷勤苦恋的骑士，却不能像骑士那样前去诱奸或报仇。更有甚者，他害怕的另一个失败是他有一天会根本不在乎凯蒂的堕落。这样，自杀成全了他唯一能够扮演的角色——失恋者。
福克纳从来没有表现过如此深刻、繁复的焦虑。我们在昆丁身上不仅看到眼前的失败，也看到最终的失败前景。后来，福克纳在写作《喧哗与骚动》时老是担心会有一天“不仅写作的狂喜消失，愿意写的心情和值得写的东西也会消失”。在昆丁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逃避焦虑的愿望含有毁灭性，福克纳对此有所觉察。如果说福克纳创作《喧哗与骚动》是为了寻求避风港，那末他也知道，迟早要走出来，那里是呆不长的。他说，“我为自己制造了一只花瓶”，虽然“我心里明白，不可能长住其间”。写完《喧哗与骚动》后，他发现走出来是奠大的痛苦。可是他一直知道必须走这一步。这部小说对他还有其他涵义，就像他藉以表达自己看法的那个形象也具有其他联想，包括一个显然是情欲的形象和一个显然是审美的形象。
我们只消审视那个把花瓶放在床头，以便随时亲吻的罗马老人和“每晚抱着《十日谈》上床的、阳萎不举、妻子偷汉的男人”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理解那个情欲的形象。这两人都习惯于画饼充饥，专事意淫。如果说罗马老人比较高级一些，那是因为我们以为是他亲自创造这只花瓶，像霍拉斯·本博制作了那只“几乎尽善尽美的花瓶”。本博和花瓶带我们兜了一圈转回到福克纳和他的“心上人”，因为霍拉斯不仅把花瓶放在床头，还以姐妹的名字呼唤它。在《喧哗与骚动》中，兄妹情代替了亲子情这一最基本的爱。在昆丁和凯蒂身上，潜在的乱伦之爱昭然若揭，在以前的《埃尔默》《蚊群》《坟墓里的旗帜》以及后来的《押沙龙，押沙龙！》诸书中都有呈现。
但是这个圈其实并不圆满，因为霍拉斯·本博和威廉·福克纳之间至少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区别。琥珀花瓶代替霍拉斯实有而不准占有的姐妹，福克纳的花瓶则代替一个他从未有过的姐妹。在这层意义上，霍拉斯更接近埃尔默，福克纳更接近《蚊群》中的戈登。埃尔默比霍拉斯胆小，他用“像怀孕的女人身体、又像男人阴茎的两性兼备的”一管管油彩工作，他创造的形象代表他“既害怕又渴求”的东西。
他既追求又躲避“一个朦胧的形体”，形体的原型是他的妈妈和一个名叫佐爱蒂的姐妹。埃尔默的艺术和霍拉斯的一样，用以在想象中占有那不准他染指，他也害怕与之发生性关系而占有的人。
霍拉斯以姐妹的名字呼唤琥珀花瓶时，说出了埃尔默藏在心里的话。可是，他和埃尔默一样，以间接占有或思想占有为逃避昆丁的命运的途径，埃尔默和霍拉斯都藉艺术而求得满足，抚慰一种失望而不致带来内疚从而导致另一种失望的满足。
《蚊群》中戈登的“理想女性”的原型是谁，始终不明，虽然他的艺术显然是为了创造她、占有她。对戈登来说，情欲和审美不可分，对埃尔默和霍拉斯也一样。
道生·费尔柴尔德说，男人写作总是“为了某个女人”，即使不是“血肉之体”，至少也是“情欲的象征”。反正“是女人”。埃尔默和霍拉斯在艺术中追求一个有实体的人，他们借艺术来满足对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的爱。戈登则以艺术为达到理想的途径。这个理想是什么，始终不明，只知其为女人，只知其代表亨利·詹姆斯所谓的美丽的思与欲的轮回和回避。
霍拉斯通过艺术表达对一个实有其人的女性的爱，戈登则以短暂地追求一个长得像他意中人雕像的女性来表示他对意中人雕像的爱。霍拉斯是一个失败的二流艺术家，戈登则是献身的艺术家，区别在于戈登把艺术和一生都献给一个完美地存在于思想和想象中的人。
写完《军饷》、开始《埃尔默》和《蚊群》前不久，在去欧洲途中，福克纳告诉斯普拉林说，他认为爱和死“是世上仅有的无法逃避的两大冲动”，反复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同艺术的关系。霍拉斯称之为娜西莎的琥珀花瓶，他称之为“你这个沉静的、未经糟蹋的新娘”。“有这么一个故事，”福克纳说：“一个罗马老人的床头柜上永远放着一只心爱的第勒尼（4） 古花瓶，他不断亲吻它，把边缘都慢慢磨损了。我也为自己做了一只花瓶，但我知道不可能永远呆在里面，也许躺在床上观赏更好些；肯定这样更好些，因为难免有一天，写作的狂喜消失，愿意写的心情和值得写的东西消失。想想自己死去时能给世人留下些什么固然美好，但是造一个能带着它死去的东西岂不更美好！？”这段话中，花瓶变成了凯蒂和《喧哗与骚动》，变成了他为之创作小说这个宽敞空间的“美人”，变成了她在其中找到表现、保护和私密宁静的小说。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