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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慌芙諺。K。拉克利夫也已在书中出现，但名为苏拉特。
《亚伯拉罕神父》粗糙而没有写完。福克纳开了好几个头，最后放弃，说明他尚未能控制自己的发现。但《亚伯拉罕神父》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书中的遥远而且失落殆尽的过去，属于一个有远大前程的无名小卒。但是“他消失了，他的家人、奴仆和荣华也随之消失。他的辽阔的土地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闲散农场，又逐渐被丛林吞噬，只留下他从前修直的河床……和一座殖民时代风格的巨厦的四壁”。
维尔·瓦纳是故事中的今天、即20 世纪头10 年的中心人物。瓦纳有充沛的精力，有产业，但是不会招摇撞骗，因此命中注定败于弗莱姆·斯诺普斯手下。弗莱姆·斯诺普斯是一个“子孙众多、没有根基的世代佃农的大家族”的头目。所以这部小说在萌芽期便包含演化为斯诺普斯故事和小说的若干人物的历史和过程。弗莱姆已经飞黄腾达，即将出任银行总裁，已是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笔下的19 世纪冷漠残酷的主人公的后裔，和他们一样只知道赚钱发财。他们力求打进上层社会，分享权势和财富；弗莱姆则决意占领上层社会。这就是他为什么毁掉这个建立于互相尊重人性需要上的社会，最后又毁掉自己。
福克纳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早期的阅读，认识了影响个人生活的三种力量——家庭、社会和历史——之间的根本的紧张关系，认识个人需要和欲望既启发行动又塑造想象的结构。19 世纪小说的中心“大致说来，已从思想意识、从思想意识如何塑造周围的世界转移到周围世界以及周围世界如何以其特定的重心和全部的分量冲击意识。”对狄更斯和巴尔扎克来说，想象地介入社会和历史在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映的虚构中冲淡了。可是，他们所做的不过是重新解释，而不是重新开始。罗伯特·阿尔特说，他们的作品“即使在力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世态”时，也是在表现“自己的幻想世界的自主力”。
除了时间地点明显不同之外，恫吓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力量——战争与有关战争的谣言；经济生活大改组；财势和特权从一个社会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社会阶级；科技和人口的飞快成长——和困扰福克纳的力量有不少共同之处。福克纳知道，“任何东西不可能持久，不论看上去多么好。因为一旦停滞，放弃运动，它便是死的。”他也知道，每个时代都是鱼龙混杂。在日趋消失的世界中，他既看到荣华富贵（“过去生活中辉煌美好、但必毁于变化的东西”），也看到残酷无情（为了让“地上长出可供谋利”的东西来，不惜奴役一个民族、毁坏一片原野）。在日渐兴起的世界中，他看到庸俗（斯诺普斯的计谋相当卑鄙，他不择手段只求发财）和旺盛的精力（他羡慕这股精力，虽然讨厌其表现方式）。怀着矛盾的心理，福克纳开始用漂亮的辞藻驾驭周围这个鱼龙混杂的世界，驾驭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这一工程之紧迫浩大，他对正在塑造的国度的重笔勾划，证明福克纳的语言艺术的力量足以克服最霸道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他要自己正在塑造的世界具备他所认识的这个世界的一切昭著特点、一切美好的和可怕的品质——荣华富贵和残酷无情，庸俗和精力旺盛，因为他要影射它、要主宰它。对于那个看上去面熟陌生、既有魅力又有威胁的世界，他有局部的、也有全局的打算。他好像决意改造它，使它全部归他所有。他要绝对的占有（“威廉·福克纳独家经营”）和绝对的主宰（“我就这样创造自己的宇宙，我在时空上都可以像上帝一样摆布这些人”）。
有了需要又有希望，福克纳热切地工作。一个个人物、家族和社会开始繁殖，场面和情节开始衍生，速度之神速使他的想象力疯狂地从一种可能跳到另一种可能，不断地有所发现。分别观之，一个个写作计划各有千秋；合在一起，则可看出他的伟大发现——故乡——成了他的创作源泉，他所谓的净化成了想象过程，他的玄秘国度犹如创世纪。他后来回忆道：“我发现这块邮票大小的故土值得一写，活得多长，一辈子也写不完。而且，把‘真’提炼成‘伪’，就可以让我充分发挥才华，开掘一个金矿，创造自己的宇宙。”福克纳很早就说起过自己的国度，一个自然呈现在他脑海里的地方，有它的历史和遭遇。由于每一个局部关连着其他所有的局部，难免有些人和事没顾得上记写，有些偏僻角落没顾得上发掘。一方面，这是唯他才有资格主宰的世界；一方面，那里的人物和故事，他写也写不尽。
紧迫感日甚一日，福克纳撇下《亚伯拉罕神义》，集中精力写《坟墓里的旗帜》。写着写着，他发现以前听到过见到过和感受过的一切突然探手可得：既倒霉又光辉的过去，朦朦胧胧；自顾自的个人和家庭；纠缠不清而命运多舛的祖先和后裔；纠缠不清而命运多舛的两大种族；纠缠不清而命运多舛的两种性别。1927 年夏，他又去帕斯卡古拉，继续写作，劲头十足。1927年9 月29 日，30 岁生日前4 天，小说脱稿。一年前写成《蚊群》，也是在帕斯卡古拉。《坟墓里的旗帜》的手稿将近600 页，尚待重看一遍，但是他高兴而自信。他写信告诉巴玛姑姑——老上校最小的孩子，也是福克纳最喜欢的一个亲戚——书已写完，打算回牛津去住上个把月，给人油漆招牌。他写信给霍拉斯·利弗赖特说：“大功已告戍”，要预支些钱“同一位女友出去研究生理”。深信自己写的书是出版商在那一年中能找到的最佳著作，深信自己起的书名也是无可再好的，他开始设计书的封套。
福克纳的第三部小说，不论后未作为《萨托里斯》还是作为《坟墓里的旗帜》出版，都不无瑕疵；但在他的写作生涯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两大原因：第一，它标志着福克纳已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具有无比独创性的作家，这是以前任何一部作品所未见；第二，这里已露他所说的“伪”的端倪，书中所蕴含的苗子和所声明的伟大，将是他今后的方向。此外，颠沛的出书过程改变了作家的一生。《坟墓里的旗帜》如果一帆风顺地出版，福克纳可能回头续写《亚伯拉罕神父》，也可能就此不会有《喧哗与骚动》。
《喧哗与骚动》明确地证实了《坟墓里的旗帜》含蓄地提示的东西：那就是，困扰福克纳的力量不仅有外界的、社会的，还有内心的、心理的。《亚伯拉罕神父》以之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错位，也出现在《坟墓里的旗帜》中，主要在几个斯诺普斯家的人身上。不过，《旗帜》主要写禁止的欲望和行为、男人排挤男人、占有不准染指的女人等问题。《亚伯拉罕神父》和《坟墓里的旗帜》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有懦弱无能的父亲和自强不息的子孙。尽管书名不同，斯诺普斯家族的故事都是从子孙写起，特别是长子弗莱姆。《旗帜》以曾祖父、曾姑婆、祖父和儿子为主，父母一代几乎不提。另一条线讲霍拉斯·本博对妹妹娜西莎的暗恋。
《坟墓里的旗帜》取材于本家族本地区。福克纳回忆老上校的强暴和光辉，创造了命运不济的萨托里斯世家。约翰·萨托里斯上校的生与死中有几个重要插曲—
—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修造铁路、死的方式以及墓头高耸的纪念碑——影射老上校的生与死。小说的发展过程中还有老巴亚尔，一个火气不小、威风凛凛的人物，终日沉缅于其父的遗物中；颇像福克纳的祖父在“大宅”中给他看祖宗的遗物。
老巴亚尔颇像小上校，常同姑妈和友人、仆人讲老上校的故事。福克纳家族爱讲老上校的惊险生平，这一传统被直接用进小说，提供了许多穿插性素材。福克纳既依赖家人融回忆和发挥于一炉的习惯做法，又对它将信将疑，这一点也直接写进小说，特别是借珍妮·萨托里斯·杜普雷姑姑之口，叙述老上校的兄弟（第一个巴亚尔）
之死：“这个故事她讲过许多遍……内容随着她的年纪一起增长……最后把两个莽撞而放荡的少年的愚蠢玩笑发展成一场侠义的悲剧”。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福克纳在创作源泉的涌流中找到自由。他以前读的诗歌都是书面的，因而固定不变。他以前听的故事都是口头传说的，而且不止一种说法，因此允许而且欢迎发挥。
《坟墓里的旗帜》除了萨托里斯一家外，还有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