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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门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罢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真想陪着去做化疗。
我没有错。大部分化疗病人的爱人都在家、在上班、或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哪也罢，反正不是在化疗室。
我们走进去时，一个新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院病房，远远不是，有人是花了心思把这个地方弄得看起来很温馨。靠近窗户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个咖啡壶，一些咖啡杯，还有一碟姜味面包片，一半涂了黄油，另一半光秃秃的，符合化疗主题。有两个空的圆桌，铺有桌布，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盆小植物（不要问我那是什么植物），已经干枯了。两张桌子边都有低椅。这里的一切布置都给人感觉像普通家庭的普通房间。但是，很可惜，这里的病人多少破坏了这里的基调。他们手上有大块胶布，胶布下连着透明管子，管子另一头连着挂在推车上一包包红色透明液体。现在可以看到，液体通过导管滴下来，然后消失在胶布后面，恐怕，再然后就是进入身体内了。这看起来并不健康，肯定也不会令人愉快。
四个病人中有三个都推着吊挂点滴的推车。一个看起来是很开朗的男人，身上有大块已经消褪的文身，他没有吊点滴，这意味着他和我一样，不是病人，或者只是我这么认为。他肯定是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年龄较大的胖女人一起的，他紧紧握住她的手。他的妻子在吊点滴。她头发很少，染成深红色，透过头发可以看见她的头皮。坐在她旁边低椅上的是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他和意大利裁判科里纳一样秃，他的眼睛也很奇怪。仔细看过他之后我发现，不是眼睛使他显得很怪，而是因为他没有眉毛和睫毛。
另外一个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的，他戴着一顶盖茨比帽。我想他大概二十岁。我记得，上星期他也来了，在谢特玛医生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那时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像意大利人，齐肩黑色卷发。她是个漂亮的小美人。我记得那时我觉得高兴，因为我们不是与癌症有关的唯一年轻人。那么今天他的女朋友去哪了呢？我想她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可能有睾丸癌或其他什么癌。如果她还没有离开他，那么她更是个胆小鬼，她的男朋友在做化疗她去哪了？不，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有些自得。
“早上好，我是珍妮。”一个斜眼的护士说道。
“嗨，我是卡门。”卡门语气充满同情。
“嗨——我是丹。”我说，一边和珍妮握手。
斜眼护士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穿着白色护士服，看起来有点笨手笨脚的小女生说：“这是优兰达，我们的实习生。”
实习生？实习生？一个二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就有机会列席我们的化疗洗礼，我内心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过程，而这却是她实习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今晚她就会在酒吧告诉她的同学朋友们，“今天有一个女的去做化疗，她长得很好，不会超过三十五岁，她的名字叫卡门还是什么的，待人很友好，她的朋友和她一起，一个傲慢的粗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个女的和她朋友，对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化疗，然后这个女的开始哭，我得照看她——哎，你还要啤酒吗？顺便问下，你的实习怎样？你说过你要重新评估了。”
讨厌的小护士。
珍妮告诉我们，卡门的化疗药物已经在医院药房定好了，不会花很长时间，因为今天病人不是很多。有时他们这里同时会有八个病人，那就会非常无聊，因为药房要到中午才能准备完药物。
电话响了，珍妮拿起话筒。
“范迪安潘夫人的化疗药物已经准备好了。”她放下电话对那个实习生说，“你能去取吗？”
她点头，走出房间。
“她是个好女孩。”珍妮说，微微弯腰靠近我们，“不是所有实习生都能得到这种评价的。”
“是的，”卡门面露微笑说，“我知道。”
“你也有实习生吗？”
卡门和珍妮兴高采烈地聊起了关于实习生的一些事情。卡门又一次让我惊讶于她与人交谈的能力，友好、无须准备、无忧无虑。我知道她非常紧张，她把化疗当做她必须攀登的高山，但是她仍然能够饶有兴趣地去听珍妮讲她前一位实习生的事。
我做不到。我不是故意粗鲁，但每次走进医院，我就控制不了。我无力改变。我恨癌症，我恨它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我恨我现在是癌症病人丈夫的新身份。我愤怒，沮丧，无奈。我很生气，气沃尔特斯医生，气谢特玛医生，气护士、实习生、其他病人，气这个遭上帝遗弃的、压抑的圣卢卡斯医院的建造者，气今天早上路口那辆车里的人，绿灯亮了很久他都没有注意到，还气珍妮，她太友好，我只好尽量不把她看做是头母牛。
我对自己这么生气也感到生气。我气自己不能听天由命，我不能接受卡门患有癌症，我是她丈夫，祸福与共。是，我今天陪她一起来了，当然，昨天卡门在电话里告诉她妈和安妮，她说我真的很好，陪她来做化疗，那时我为自己而骄傲。当然，我说过我们俩一起对抗癌症，我们不会让它占上风的。当然，这一切我都知道！我还应该做点别的什么呢？难道要告诉卡门因为我故意逼自己表现好，所以才在走过走廊时给她拥抱，说安慰的话，吻她的脸颊和头顶，用拇指抚摩她的手心吗？我只是为了实践当时在教堂里的承诺？但是说真的，我的确是在勉强自己
做一个温柔体贴的老公。
那个实习生拿着一个巨大的特百惠盒子进来，盒子的盖子用两片铁片固定住了。
“很快啊。”珍妮愉快地说，“我来打电话叫医生准备滴液。”
医生是个羞涩的年轻人，穿着白大褂。
“这位女士需要滴液，弗兰斯。”珍妮指着卡门说。
弗兰斯医生和卡门握手，脸红了。和那些老家伙不同，呃？弗兰斯很幸运，卡门穿着一件宽松的毛衣，不然我想他可能不知道要将目光放在哪里。看见别的男人认为卡门有魅力时，我会非常骄傲得尾巴都翘上了天，通常我都会以典型的丹尼式的方式来表现——就是尽可能酷地看着那个当事人。你喜欢这位你盯着看的美丽女士吧，你这个傻瓜？继续做梦吧！然后我就会无比骄傲，因为我是卡门的丈夫。
卡门的哭声把我从白日梦中拉回来，因为弗兰斯越来越紧张，说他必须再重新做一遍。他没能把那根大得荒唐的针——我看到针，吓傻了，直径有半厘米——扎进正确的血管。我怒视弗兰斯，但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和珍妮忙着止住卡门手上涌出的血。
弗兰斯第二次尝试似乎很成功，这是我得出的结论，因为他鼓舞性地说，“看起来好些了”，还一边轻轻拍着卡门的手。
“是的，成功了。”珍妮马上说，松了口气。她抓住卡门的左手，轻轻抚摩，而我——几乎无法控制住泪水——坐在卡门的另一侧，把她的头靠在我胸口，这样她就不用看医生在她手上到处下针。
“对不起，用了这么长时间，你的血管不容易找。”弗兰斯抱歉地说。他笨拙地握握卡门的左手，含糊地说了句“再见”，没有看我们，尽快从门口走出去了。
珍妮问我们想不想跟别人一起坐在其中一张长桌边，那些人似乎并没有为卡门哭而感到尴尬——癌症病人已经习惯了任何事，还是我们更愿意在旁边的房间里坐。我看看卡门，她正在用那只还没有插入导管的手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不，我们还是坐在那张桌子边，和那些人一起，这样合群些。”她笑着说。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很合群。我知道我在其他人面前会有点害羞，戴着大盖茨比帽的那个男孩、那个没有眉毛的人、穿着白色毛衣的女人和她那性格愉快的丈夫，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我好几次亲吻卡门头顶，他们肯定也看出我用了多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专心安慰一个人就像是你的裤子掉了下来，你让别人看到你最私密的一面。但也许卡门是对的，让我们加入到别人一起吧。我们必须习惯这个。就像网球名将理查克拉契克说的，“如果避不掉，那就面对吧。”
我走向窗户边的那张桌子，上面放着茶的那张。卡门过来站在我身边，等我倒完茶，我有种感觉，她不想自己一个人走过去坐在那些和她一样的癌症病人中间。
“不容易吧？”那个穿白色毛衣、头发稀少的胖妇人问道。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