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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个艰辛的年头就这样飘过去了。人生并没有太多个的十一年。回首这十一年来，我个人经历了这激变时代里的一些激变。这些激变，使我对于这个时代的了解加深，尤其对于我个人的处境的认识加深。因此，我的思想也发生若干改变和进境。这些激变和进境使得我现在认为我在《到奴役之路》的“译注”里所展现的思想有些更动的必要。例如，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认识，对于道德价值的认识，我现在的了解和当时颇不相同。凡此等等，我只有在别的论著里去表示了。
当我对《到奴役之路》作“译注”时，我说是“翻译”。照我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有些欠妥。虽然，我借来的《到奴役之路》原书因早已归还原主以至无法将原文和“译文”查对，可是，我现在觉得有些地方不能算是严格的翻译，只能算是意译；还有节选的情形，也有几章未译。关于这一方面，目前被种种事实上的条件所限，我无法补救。我希望在将来对于自由的观念和思想之启导工作上能有机会多作努力。现在，我只能把本书叫做《到奴役之路》的“述要”。同时，我趁出版之便，把内容稍加修改——特别是有关人身方面的，因为我所应着重的是观念和思想及制度。
复次，近四五年来，我对海耶克教授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从他的著作和行宜里体会出，他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我所处的环境之动乱，社群气氛之乖谬，文化传统之解体，君子与小人之难分，是非真假之混淆，以及我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颠困流离，在在使得我对他虽然心向往焉，但每叹身不能至。而且，近半个世纪中国的现实情形，不是使人易于麻木，便是使人易趋激越。从事述要《到奴役之路》时代的我，是属于激越一类的。十几年过去了，回头一看，《到奴役之路》经过我的述要，于不知不觉间将我的激越之情沾染上去。我那时的激越之情和海耶克先生的肃穆庄严是颇不调和的。关于这一点，我很惭愧。我认为我应该向海耶克先生道歉。
《到奴役之路》这本论著的述要，就所倡导的观念和思想内容来说，今后大部分有现实的生活意义。实实在在，它展示了一组生活的基本原理，因而也就指出了一条生活的大道。至少，依我的人生理想而论，有而且只有跟着这条大道走下去，人才能算是人，而不致变成蜜蜂、蚂蚁、牛群、马群、工奴、农奴、政奴，或一架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就最低限度的意义来说，这本书的述要之在这里出现，可能让这里长年只受一种观念和思想熏染的人知道，这个地球上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而且，在那许许多多不同的观念和思想中，说不定有的比他所熏染的更好。人不能完全藉消耗物质来延续生命。人的生活还须有理想的远景。有道德相知识作基础的理想，至少比需靠现实层界的权势和利益来支持的种种气泡，较值我们怀抱得多。
古人说：“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近年来常常想，人生就过程来说，有些像一支蜡烛。这支蜡烛点过了以后，永远不会再燃了。我从来不做秦始皇帝那种求长生不老的痴梦。那些藉语言和幻想编织一幅图象来把自己躲藏在它里面的人实在是软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刚强的人是敢于面对逆意的现实真相的人，以及身临这样的真相而犹怀抱理想希望的人。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蒙古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支蜡烛在尚未被蒙古风吹灭以前，有许多支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支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过东方的大地。
五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修正
放弃了的道路
——海耶克教授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一章
译者的话
今日世界面临的最大课题无疑是从对抗共产制度而反极权暴政。就纯正的理想而言，这是为了建立民主以实现自由，这一最低限度的主旨，应是自由世界所一致趋归的。然而，在自由世界里，并不是所有的份子对此主旨真切向往。因此，自由世界还未能形成在政治上的一个同质体以发挥最大可能的反共效率。时至今日，在自由世界里，尚有人发出要民主而不要自由的妙论。吾人需知，自由是民主的真实内容，民主是自由的较佳形式。没有民主则自由失去保障与发展的凭藉。没有自由则民主将成独裁与极权暴政的工具。谈民主而反自由，正犹之乎要结婚而反对恋爱。这是什么“逻辑”！
民主形式是易被利用的。举凡开会也，选举也，议事也，立法也，举手也，无一不可表演得惟妙惟肖。自由则不能被导演。自由是个体之自主，自发，自律的思想，言论，与行动。所以，当自由民主之要求正大光明，而且成为沛然莫之能御之势时，现代极权统治者为表面顺应此势以保持其权力，无宁选择形式的民主，而打击内容的自由。于是，苏俄发明了“人民民主”这类的玩意以欺众。但是，假戏总是容易败露的。当着“人民民主”这种假戏被大家看穿而且要求货真价实的自由的时，苏式发明家将会对“自由”这个名词让步，而别筹方法来挖空自由之实际，或利用大家对于自由并无真正的了解而藉巧立之名目导向自由之反面。也许，苏俄型类的发明家会说，只有“阶级自由”，“共产党的自由”，或“苏俄国家之自由”，再没有别的自由。这样一来，就把真正的自由，一笔勾销了
自由不是随便可以获致的。它是适合的历史和环境之产品。在“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气氛笼罩之下的地区，不会产生自由。“作之君”和“作之师”混为一谈时，自由不能显现。“一盘散沙”并非自由；自由并非“一盘散沙”。在一群人中，即使具有含糊的自由观念，但如未将自由观念建构化（institution …alize），器用化（implementationalize），任其藉此发展，那么自由观念有如未经孵化之卵，永远不能化而为鹏。这样，纵有自由观念，或所谓“精神的自由”，它对于整个的人理建构不能发生相干的作用。所以，那聚族农耕的地区，不易出现自觉的自由人。从前，在这些人中，具有某种文饰的禁忌（Tabooism）发生支配生活的魔力。到了近代，这种禁忌渗入这些人的政治生活里，便转形为种种色色的政治教条。藉高挂政治教条而获得现实利益之反对自由，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实在说来，东方没有自由传统。在东方某些地区，富于一元论倾向的意理，它虽未将其他意理排斥尽净，但至少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这种富于一元论倾向的意理，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定于一尊”。到了现代，经过大的政治变革，“一尊”被灭，堕落而为拥有武力与割据土地者对人众之宰割，统治，镇压，以及部勒。德日诸国之军国民思想的输入，给予了这些玩意以“思想武装”。不久，俄国革命发生，布尔希维克意理向东泛滥。布尔希维克意理遂取军国民思想的支配地位而代之。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从理论上到实际上，无不彻底反对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以及自由组合；而主张严格以一个教条统治思想，以一种宣传来齐一言论，尤其是以一个政治组织来代替众多的政治组织。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与军国民主义者虽属来路不同，但是在敌视自由上则同；尤其在摧毁自由之技术上，后者望尘莫及。在这一关联上，后者是易与前者化合的：在军国民思想的潜意识底子上，加上布尔希维克式的技术。这样一来，数十年来播散的自由种子更暴露在寒风烈日之中，而日趋凋零，衰落。
自由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严格意义的自由人之出现，只是历史进入近代才有的事。时至今日，世界上只有较少数的人才享有自由。自由人是自主，自发，和自律的人。人而能自主，自发，和自律，这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自由人和最文明的人二者是同义语。自由是不容曲解的。它是西方近代宗教、政治、经济、和知识向前发展的产品。因而它有一定的真实内容。东方大多数人，对于自由的真实内容依然一无所知。对抗共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