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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结果以前，我们必须把这个名词的用法弄得一致。
“经济计划”一词之所以被许许多多人欢迎，自然系由于每个人希望我们必须尽可能合理地掌握我们公共的事业。既然如此，我们也必须运用我们所能运用的远见。在这一意义之下，每个人，只要他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便是一个计划者。每个政治行为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或者，应该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这样说来，在计划与计划之间，只能有好的计划与坏的计划之别，只能有聪明的和富于远见的计划与愚蠢的和短视的计划之别。假定有人说，一位经济学家的全部任务是研究我们在实际上如何行动，而且可能怎样计划我们的事务。这位级济学家之所事果真如此，那么他应是反对广义的计划最力之人。可是，那些热心为实现一个计划的社会而努力的人，在用“计划”一词时，并不是这个意义。他们用“计划”一词时， 不仅是意指，如果我们希望收入或财富之分配必须合于其一特殊标准，我们便需依照计划而行。假若我们说，我们要设计一最合理的永久架构，在这一架构以内，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必须各人依照各自的计划来指导。如果我们设计这样的一种架构，依照现代经济计划主义者而言，并且就其所欲达到目标来说，他们还是认为不够的。因为，我们所说的这种计划是自由的计划。这种自由的计划，照现代经济计划主义者看来，简直不成其为计划——的确，这种计划不能满足某些人的欲望，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理想而计划。现代这些计划主义者所要求的，乃依一个单独的计划将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置于一中央机构管制之下，并且规定社会的资源必须在一确定方法之下“有意识地”为一特殊目标而使用。（这是“计划主义” 的核心，也是灾祸之一源——海光）
这样看来，现代经济计划主义者及反对经济计划者之间的论争，并非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在各种不同可能的社会组织之间作一聪明的抉择之论争；也不是关于在计划公共事务时我们是否应该使用有远见的和有系统的思想之论争；而是关于在我们从事经济活动时，什么才是最好的方法之论争。大家所争论的问题，尤其是着重这一点：为了经济活动得以顺利展开，握有制压权力的人在一般情形之下是否最好限制自己权力之行使，以便产生种种有利的条件，使大家在这种种条件之下高度发挥各人的知识和创导能力。（请读者注意：这是自由主义与某种社会主义论争焦点之一，也是民主与极权的试金石之一。英美型式者认为压制愈少愈好，苏俄型式者认为愈多愈妙。——译者）果能如此，我们的计划便可得到高度的成功。除此点以外，在经济计划主义者和反计划主义者之间的论争，或者还有这类问题：我们如欲将资源加以合理的运用，是否需要中央管制，并且是否需要依照某些有意制造出来的蓝图来规定我们的一切经济活动。我们知道，一切派系的社会主义者将“计划”一词专用来表示，刚才所说的无所不管的这一种型式的计划，而且现在大家一提起“计划”，其所指的，也就是这一种型式的计划。有些人以为这种型式的计划是管理我们事务之唯一合理的方案。照我们看来，并非如此。实在，关于计划问题，在计划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不能调协之点还多着哩！
但是，我们不要把对反集体主义的计划与一种独断的放任态度混为一谈。这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以为对反集体主义的计划经济，即是主张经济上的独断放任态度。（译者按：共产主义的经济宣传家正是这样诬蔑自由经济的。而近数十年来，由于受共产主义所制造的思想空气之影响，中国许多接近经济学的人对于自由经济不自觉地也作这类批评。结果，坏的影响颇大。可是，如果自由主义者不自动地将这一点检点清楚，也正好授人以隙。）这一点甚关重要。吾人需知，自由主义的论证只是用来支持那主张将竞争力量用于安顿人类经济活动之说，而不是用来替独断的放任说辩护。自由主义的论证是依据于一项信念之上的，即是，当有效的自由竞争可能发挥出来的时候，自由竞争较之任何其它方法，更能诱发个人的创导能力。为了使自由竞争得以顺利展开，我们必须有一个细心厘订的法治机构。自由主义者从不反对法治。他们不仅不反对法治，而且甚至于着重法治。不过，我们知道，无论是现存的法治机构，或是过去的法治机构，就便于自由竞争这方面而言，都有严重的缺陷。当然，在我们无法创造一些使自由竞争有效展开所必须的条件时，我们也不反对乞援于别的方法来导引社会的经济活动。假若经济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用卑劣的方法来调整个体的经济活动，并且主张以卑劣的方法代替正当的竞争行为，那么经济的自由主义是应受到反对批评的。自由主义者之视竞争为一优越行为，不仅因为自由竞争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为一已知的最有效的经济活动方式，而且更因其为唯一有效的方式。在此唯一有效的方式之下， 我们的经济活动不受外力压制，也不受官方权威之随意的干涉；而是彼此自动地调整各自的经济行为。有人说，自由竞争可以免除“有意的社会控制”而且给予个人一个机会来决定某项特殊行业之前途是否足以弥补可能招致的损失与风险。这是有利于自由竞争的主要论证之 一。
如果我们将自由竞争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而且善为利导的话，那么可以预防政府有所借口，对于大家的经济生活作某种型式之压制性的干涉。我们虽然主张自由竞争，但并非不许采取自由竞争以外的其它方法来帮助我们从事自由竞争。这些其它的方法，有时确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从事竞争时，在某些情况之下，甚至也需要借重某种政府措施。不过，照我们看来，反面的消极性的措施多半是不可用的。为什么不可常用，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这一类的理由，也是我们特别注重的。最重要的理由，我们认为在市场作买卖的各方面必须可以任何价钱从事买卖。在买卖时，他们可以找人合伙，而且任何人可以自由生产， 销售．以及购进任何可以生产或出卖的东西。各种贸易关口，必须在平等的条款之下为一切买卖人开放；自由法律之制定，必须不容任何个人或团体企图藉公开或秘密势力禁人从事交易。这是很关重要之事。任何人如企图控制价格或控制特殊货物之数量，这就徒徒剥夺竞争能力。因之，我们也无法有效调整经济活动上的措施。 因为，价格如借人为方式随意变动，我们便无法纪录市场情况中一切相关变化。这样一来，个人的经济活动也就得不到一个可靠的指针了。
有些生产方式是经过允许才成立的。这样的生产方式，又常受到别的许多方式之限制。以上所言，对于限制生产方式之方式而言，并不必然为真。只要这种限制生产的条件平均地影响着一切潜在的生产者，而且并不用作控制货品价格与数量的间接办法。以上所说的也不必然为真。即令所有的这些生产方法控制着额外耗费的成本，这还是值得的事。这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必须用较多的资源来生产一件成品，这也是值得的。至于政府禁用某些毒品，或对于我们使用毒品一事要求我们特别注意，或限制工人的工作时间，或要求增加工厂中某些卫生设备，凡此等等措施，都与自由竞争全然不悖。不过，此处唯一成为问题的事是：在特殊情况中，我们所获得的利润，是否大于社会投下去的成本。（译者按：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有些地区所谓的“公营事业”，就形貌上看，成绩美满，年有盈余。兹姑无论其是否编造表册，自欺欺人。即令其所编造表册全属真实。亦全属表皮一层之光荣纪录。而此表皮一层光荣纪录之造成，全赖消耗社会成本。此广大社会成本之消耗．彼编造表册者当然不予计入。如予计入，则任一“公营事业”之所得恐全系负数。这种情形，由官方需发行通货以维持彼等所谓“事业”之存在可以观测出来。依此推论：此等“事业”愈是“成绩美满”，愈是以表征彼等消耗社会成本之多。所以。这样的“公营事业”之存在，于官于民，两受其害。而其所以继续存在者，除少数人获益并解决一部份失业问题外，在思想形态上系受近若干年来非驴非马的“计划主义”之影响．但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