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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人迎尪，单身娘子守空房，嘴吃槟榔面抹粉，手提珊瑚等待君。
二月立春分，无好狗拖推渡船，船顶食饭船底困，水鬼拖去无神魂。
三月是清明，风流女子假正经，阿伯宛然杨宗保，桃花可比穆桂英。
四月是春天，无好狗拖守渡边，一日三顿无米煮，也敢对阮葛葛缠。
五月龙船须，桃花生水爱风流，手举雨伞追人走，爱着缘投戆大呆。
六月火烧埔，无好狗拖推渡人，衫裤穿破无人补，穿到出汗就生虫。
七月树落叶，娶着桃花满身摇，厝边头尾人爱笑，可比锄头掘着石。
八月是白露，无好狗拖推横渡，欲食不做叫艰苦，船坯打断面就乌。
九月红柿红，桃花生水割着人，割着阿伯无要紧，割着少年先不堪。
十月十月惜，阿伯戆想阮不着，日时懒怠无人叫，暝时无某困破席。
十一月是冬至，大脚查某假小蹄，八寸鞋面九寸底，大过阿伯的船坯。
十二月是年冬，精 做粿敬祖公，有尪有婿人轻松，阿伯你就扇冬风。
…………
听着，听着，贞观不禁好笑起来：这女的这样泼辣、爱娇，这男的这样沾沾自喜，可是，也只能觉得二人可爱，他们又不做坏事，只是看重自己
“像桃花这样的女子，是举凡男子，都会爱她！”
“——我喜欢她那种绝处逢生；比较起来，他们才是真正的生活者，好象世事怎样，都不能奈何她，……甚至被丢到万丈悬崖了，他们不仅会坚韧的活下去，还要——“
“——还要高唱凯歌回来……”
木兰富贵，贞观是木兰初识诗书的少女时期，桃夭则比较平民化，是邻家女变成的邻家妇，带有一种贴心的喜气洋洋。
《桃夭》将外在的美艳同内在的气质集中到同一个女子的身上，给千百年后的中国女性建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标准。
首先是外在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比喻即将出嫁的少女，她的美丽如同桃花。“灼灼”二字，真明艳照人。
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
其次是内在的：“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那姑娘今朝出嫁，将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
一个好女子，预示着家庭幸福、和美。
这首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女子的终极要求：美貌与智慧并重。“桃夭”作为一个审美范畴，传达了春秋时期的美学思想，并为后代世袭。
故孔子称赞《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而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
《桃夭》所提出的美的概念是多层次的，由外而内，而终归于内。
自“桃之夭天，灼灼其华”到“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流行，它体现了真善美的三位一体。
桃之夭夭（3）
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
楚国伍举《国语？楚语》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
无害，也就是善即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
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
“善即是美”，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
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
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
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
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桃夭》反映的美学思想是艳如桃花、照眼欲明，然而“目观”之美还不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桃夭》反映先秦人对家庭和婚姻的重视。
婚姻和家庭在整部《诗经》中举足轻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第二篇为《葛覃》，第三篇《卷耳》，第五篇《螽斯》， 第六篇即《桃夭》。
《诗经》的首发阵容便涵盖了恋爱、结婚、夫妇离别、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涉及到婚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
因此家庭和睦、团结尤其重要。而娶亲则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桃夭》时云：“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这便道破了桃夭的本质。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关系到社会的巩固。
至汉，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
皆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
魏文侯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
“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因此可以理解为何不同的时代好女子有不同的定义。
在母系氏族时期，好女子是生育技能特别发达的女子，她能不间断的哺育后代，以使自己的部落强大、兴盛。
因此，那时健壮便是最大的善。
奴隶社会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还保留了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
三千二百多年前，我国奴隶社会的商朝中、后期，中国在位的君主是武丁。
武丁显然没有门第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因为他让自己的妻子妇好指挥商朝大军，实行文治武功，终使“殷国大治”，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奴隶制王国之一。
妇好不仅活跃于当时社会生活，而且经济独立。
桃之夭夭（4）
她与其他贵族、功臣一样，独立经营商王颁赏的封地和属于私人的一块田地。
甚至武丁死后，他的后人也没有把妇好作为依附于武丁的妻子，将其尸体移入大墓与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妇好自己的墓穴。
祭祀祖先时也单独为妇好举行祭祀。
想必在妇好的年代，尽管君主是男人，女子仍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那时的好女子当是妇好这样独立、坚强的女性。
妇好首先是“妇”，是位部落首领的妻子，“好”是她的名字。
那个时代信奉鬼神，逢事必占，妇好常常于出兵前主持祭祀占卜，给亲人带去心灵的安抚。
她不仅做到了妻子应尽的职责，还在武丁需要将领对抗外敌、扩展疆土的时候冲在了最前面，同丈夫一起上战场御敌厮杀。
她不是跟男人竞争，而是给与男人帮助和支持。
这样的支持已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了，更有精神上的。
到周朝，封建宗法则度的建立使妇女的地位一落千丈。
妇女受制于神权、族权和夫权之下，沦落到社会最底层。
周朝妇女的地位很低下，多妻制度盛行，也纳妾，至于贵族的女儿出嫁做皇后或者诸侯夫人，她的年岁已经不小的姊妹也陪嫁去做姬妾。
男性权力地位达到鼎盛，妇女作为附属品这一概念，已经上升为法律制度保护下的社会意识及道德准则。
在这时的政治上，妇女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顺从的女子便是好女子。
这段历史中，武则天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且颇有作为的女皇，几乎是奇迹。
而一些比较有名的才女，一半以上为青楼出身。
然而她们再有才，终不是良家女子，道德上有了瑕疵，无论如何算不得好女子了。
至于今日，女子已经改头换面重新闯荡江湖了，自野蛮女友横空出世，好女子已不仅仅是桃夭。
如果一部分的男子爱木兰，另一部分则爱桃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