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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犬木头疙瘩”‘。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张春桥软硬兼施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好，我马上就来！”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春桥同志！”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