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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
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
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
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祝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