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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小说手法”。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到明中叶后,在东南个别地区的手工业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冲击封建专制主义的早期启蒙思潮,肯定个体需求,主张自然顺性,出现了童心说、唯情论,“穿衣吃饭便是人伦物理”等进①徐朔方:《关于〈素娥篇〉》(《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4期),章培恒:《如意君传》提要(见《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黄霖:《痴婆子传》提要(同上);萧相恺:《稗海访书录·痴婆子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星琦:《〈痴婆子传〉发覆》(《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1期)等论著,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名篇作了独到的科学研究,笔者从中获益良多,谨致谢忱。步的思想,成为小说家认识社会人生的武器。文人描写性爱的作品,对被禁锢被掩盖被否定的人的自然本性加以正视、敢于描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反悖。这类作品写丑写兽亦写人,写人的本能欲望,展示人性的弱点,从而探索人生体悟性美。《如意君传》等作品实为这一进步思潮的必然产物。艳情传奇小说作家在写情欲批判封建禁欲主义时,往往也展示了情欲的放纵,在批判旧恶时又陷入新恶的深渊。所以说,这类作品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研究意义,但不能作为大众读物传播与鉴赏。从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在性爱问题上曲曲折折走过漫长路,长时期走不出“禁欲——纵欲”的怪圈。只有到了今天,有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才能够建立以科学的性观念与高尚的性道德相统一的性科学。这是人类自身解放、个性自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远课题。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不可能有科学的性观念,写不出更为美好的健康的艳情。有位哲人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对明代艳情传奇小说家及其作品也应如是观。
第三讲 ︽金瓶梅︾对女性形象的新塑造,对小说艺术的新开拓
《金瓶梅》为潘金莲等立传的开拓意义(1)
《金瓶梅》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立传的开拓意义
《金瓶梅》原稿书名《金瓶梅传》,在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廿公的《跋》中都是称为《金瓶梅传》的,是在三位女性人物名字中各取一个字而成。此书本是以西门庆为主人公,而作者却用三位女性的名字标书名,这说明作者十分重视他塑造的这三个人物形象在书中的地位。几乎可以说,没有潘金莲,就没有《金瓶梅》,而李瓶儿又是潘金莲争宠争地位的对手。庞春梅是潘金莲的知音。潘金莲成为《金瓶梅》女性世界中的第一号人物。明万历刊本书名中“词话”二字是刻书人加上去的。我们应该恢复书名的本来面貌,叫做《金瓶梅传》,作者是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立传的。书名不标为《西门庆传》,而标《金瓶梅传》,这与作者受《如意君传》的影响、启示有关。《如意君传》本来是以则天皇帝武媚娘为主人公,但没标为《武媚娘传》,而标《如意君传》。小说写武氏对如意君薛敖曹的性欲需求。敖曹平民出身,小心翼翼顺从武氏、陪伴武氏,精神上有苦闷。敖曹与武氏之间的性关系和金瓶梅三人与西门庆之间的性关系相类似。作为艺术典型,金、瓶、梅三人性格复杂、精神苦闷,道路
曲折,比西门庆形象更加丰满、更加成功,亦具有开拓意义。读者对潘金莲形象的接受理解是很不相同的。主要有三种不同评价。第一种意见,说潘金莲是天下第一淫妇(其实,她不如《如意君传》中的武氏更淫)、坏女人。认为她性格的核心是淫荡、嫉妒、狠毒。“潘金莲谋害人命,作恶多端,身首分离,剖腹剜心,死有余辜”。第二种意见,说潘金莲形象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剧命运,她是个害人者(鸩杀亲夫武大郎、帮助西门庆设拖刀之计逐走来旺害死宋蕙莲、吓死官哥打击李瓶儿、打骂秋菊)又是个受害者,被卖当丫环为张大户收用,被迫嫁给武大精神上极度苦闷,被西门庆引诱上钩终身为妾(等同于女仆役),受到西门庆剪头发、打皮鞭的摧残羞辱。从根本上来说,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普通女性。是罪恶的封建社会的产儿,又是这个罪恶的社会毁灭了她。第三种意见,在看到她淫荡、嫉妒、狠毒的性格之外,在淫荡的表象之下,她体现出某种少见、女性的主动追求与抗争。她争生存,求私欲,精力旺盛,有心机。她狂热的赤裸裸的展示自然情欲,完全不受传统道德遏制。贞操观念、纲常伦理,在潘金莲意识中完全冲破,是淫荡的反叛、畸型的亵渎。她“有欲”“无德”。作者从自然本性而非道德角度描写女性世界,表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女性对自我生命的觉悟,显示了新因素的萌动聚积。有学者更明确说:潘金莲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她的产生不可能过早,必有待商品经济的发展。潘金莲的行为至少在客观上是灌注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有人提出反对以封建观念评论潘金莲的行为处境,认为武大是封建势力的替死鬼,武松是封建伦理的卫道士,对武松杀潘金莲、武大被鸩的实质,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见解。在川剧《潘金莲》演出
之后,更形成重新评价潘金莲的一个热点,刊物上发表了很多论潘金莲形象的文章。有的评论者指出:潘金莲人物形象表现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她作为淫妇所蕴含的道德沦丧。有人更进一步从美学角度,认为“丑”女潘金莲形象作为反理想的丑艺术对道德全面轰击与对传统“美”肆意破坏,在美学领域功不可没。对我们读者来说,以上三种意见都可供参考。三种意见各有道理也各有偏执。笔者在文章中曾发表过第二种意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典型论、妇女观进一步分析潘金莲形象,既应肯定作者塑造潘金莲形象的开拓意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亵渎反抗封建伦理,揭露封建主义的虚伪与罪恶),又要进行阶级分析,看到作者塑造这一形象表现的纵欲、反理想、反理性、无视道德规范的局限性。作者多层面多层次地刻画潘金莲的性格,塑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这在艺术史上是一个突破。二百年后,曹雪芹塑造王熙凤时,充分注意借鉴了潘金莲形象的艺术经验。潘金莲是在西门府妻妾争宠的矛盾中表演她的淫欲、嫉妒、狠毒的。她也想争地位,对吴月娘先拉拢后打击,不满于吴月娘的正妻地位。在西门庆死后,潘金莲失掉了依靠,即刻被吴月娘赶出西门府,寄居王婆家,被武松杀死。她贪求财物,向西门庆要服装、首饰、床帐。她聪明、有心机、善言辞、多手段。王熙凤也具有以上这些性格,由于典型环境不同,王熙凤的权势欲更突出,显示出贵族妇女的派头。潘金莲则显示出小市民习气,权势欲不强。明清文人有一种意见,认为潘金莲即潘六儿,六、陆同音,作者写潘金莲影
射了明嘉靖时后府都督佥事(协理锦衣事)佞臣陆炳。这种看法仅供考察作者创作政治背景的参考。李瓶儿是西门庆第六房宠妾,是潘金莲嫉妒的主要对象。张竹坡《第一奇书》六十五回评语说:“如耍狮子必抛一毬,射箭必立一的,欲写金莲而不写一与之争宠之人,将何以写金莲?故蕙莲、瓶儿、如意,皆欲写金莲之毬、之的也。”从人物形象塑造角度说,没有李瓶儿,就没有潘金莲。作者是在与瓶儿对立争宠的斗争中为潘金莲立传的。当然,李瓶儿形象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金瓶梅》崇祯本评语很准确地指出李瓶儿的性格特点:愚、浅、醇厚、情深。瓶儿在作者笔下,有和潘金莲一样强烈的情欲,按着传统道德观念衡量,她也有淫荡的行为,是不贞洁的女人。因为作者具体真实地刻画了她痴爱、情深的性格,虽淫但不是淫妇,虽有缺陷但不丑恶不引人憎嫌。作者塑造李瓶儿形象的开拓意义,在冲破传统道德观念上不如潘金莲形象来得猛烈、彻底,但在突破传统的美学观念上,在改变人物性格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坏的单一化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李瓶儿先在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梁中书是东京蔡太师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这时李瓶儿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少女时代的。梁中书家遇难,梁中书与夫人逃生。李瓶儿与养娘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