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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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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通奸,一心思嫁西门庆,子虚得病,她不给好好治,使子虚病死。作者认为,这是瓶儿犯下的罪孽,以后应受到报应。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认为:“官哥儿,非西门之子也,亦非子虚之子,并非竹山之子也。然则谁氏之子?曰:鬼胎。何以知之?观其写狮子街,靠乔皇亲花园,夜夜有狐狸,托名与瓶儿交,而竹山云‘夜与鬼交’则知其为鬼胎也。观后文官哥临死,瓶儿梦子虚云‘我如今去告你’,是官哥即子虚之灵爽无疑,则其为鬼胎益信矣。……是子虚之孽,乘乔皇亲园鬼魅之因,已胎于内。而必待算至瓶儿进门日起,合成十月,一日不多不少,此所以为孽也。不然岂知如是之巧哉?盖去年八月二十娶瓶儿,隔三日方入瓶儿房中,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岂非一日不多乎?吾故曰:孽也,未有如是之巧者也。”官哥儿死后,瓶儿又梦见花子虚来缠她。西门庆在瓶儿生病时请了潘道士来,借潘道士之口说出瓶儿是“为宿世冤恩诉于
  阴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李瓶儿死后,西门庆梦见瓶儿托梦于他,“我被那厮(花子虚)告了一状,把我监在狱中”。子虚幻化成官哥儿来折磨瓶儿,官哥儿经常生病,最后死去,使李瓶儿伤心而死,官哥儿死后,子虚之魂又把瓶儿缠死。作者认为瓶儿是因为作恶得到报应而死,体现了作者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反映了明代社会人们的宗教信仰,及当时宗教在市民阶层中盛行的情况,反映了市民心理及市民生活的另一面。瓶儿之死,与作者这种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观点密切相连。李瓶儿的名字被放在《金瓶梅》书名中,可见其在书中地位的重要了,其名字“瓶儿”有其特殊寓意。张竹坡云:“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枯在即。”所以说瓶儿之生死喻示了西门庆家庭的兴衰。瓶儿初嫁到西门庆家时,西门庆刚刚脱祸,西门一家开始有新的转机,家道呈兴起、上升之势。瓶儿生子与西门庆加官几乎是同时、双喜临门,西门之家道由此而大盛。官哥满月,西门庆大摆宴席,盛况之空前,是西门家热极之时。瓶儿死时,丧礼办得很宏大,但表面虽热闹,实际已暗藏冷局,所谓物极必反,从此西门家道日渐衰落。由此,瓶儿在书中地位可明见矣。(与姜学君合作)

  吴月娘惨淡经营的一生

  《金瓶梅》一出,意见纷争便起。谁解其中味?许多人想成为笑笑生的知己,但是否真有一个,并不能确定,对于一部伟大作品来说,这并不是奇怪的现象。正因为其伟大,它便有了永久的意义,各个不同时代各个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观照他自己的思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金瓶梅》中考察一下它关于人生问题的见解也就没什么不合适。兰陵笑笑生对于人情世态体察是极其深切的,眼光是非常高远的。在这第一奇书中,他对中国人的人生,特别是中国女性的人生进行了比较高的意义上的思考。对中国女性的人生的思考包含在《金瓶梅》中各个不同阶层、各个不同地位的女性形象上,最为集中的思想则体现在几个主要女性身上: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吴月娘。潘金莲的一生是荡妇与尤物的一生。她的出身与经历极尽悲惨。没有地位、没有财产、幼遭凌辱,此后又在男权的漩涡之中几经辗转流离,始终改变不了一个特殊娼妓与玩物的本质。她只能用风情、用心计争取其向往的一切,这养成了她极其淫荡、极其无耻、极其残忍的个性。环境与经历与其个性合流把她造成了一个破坏体,她破坏了社会固有秩序、破坏了正常的人际,也最终破坏了她自己。李瓶儿则更多地体现出爱情在功利社会中的遭遇。西门庆与其妻妾之间除了淫欲和欺哄之外还多少有些相知相爱成分的只有李瓶儿。但这仅有的爱情在功利的世界之中又染上了过多的败坏之气。西门庆不过是李瓶儿太过于有限的视界之内的强者,为此引起了她义无反顾的爱慕;西门庆毫无疑问对李瓶儿的家产有着更大兴趣。李瓶儿尸骨未寒,西门庆就与如意儿淫乱,这恰表明了仅有的爱情也是极其有限的。春梅的一生正表明了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属物随着男人的沉浮而沉浮——女性命运的无常。她本是吴月娘手下一个十六两银子买来的普通小丫头,因为偶然的机会被派给了潘金莲受到了西门庆的青睐,从此倍受宠爱。西门庆死后,由于协同潘金莲与陈敬济通奸被卖了出去,又是偶然的机遇做了守备太太,从此又大出风头,享尽荣华,最后竟淫暴而死。而吴月娘则是为婚姻、为家庭乃至为超婚姻、超家庭的一生。在她的形象上表现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女性的气象。如果说,金、瓶、梅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极尽描写,体现作者人生观的话,那么在吴月娘的身上则加上了作者许多的理想成分。前三个人的孽死表明了作者的否定态度,也表明了那些女性在社会生存中的实际命运。吴月娘的寿终正寝则表明了作者对于此种人生的肯定,也表明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生存与发展所能容许的范围。这样,就可以看出,吴月娘形象的内涵要复杂丰富得多。她不仅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生存类型,也是作者理想某些部分的寄托。吴月娘出身于一个下级官僚家庭,正常地成长、接受了正常的观念。但因为进了一个完全非观念的家庭,命运中便出现了许多微妙与复杂之处。她不能令西门庆满意。
  这在吴月娘没有正式出场之前在西门庆的口中就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受正统观念教育、不仅关心淫欲、而且关心家庭伦常的女性与一个淫棍当然的冲突。在这样的冲突里,吴月娘把自己的大部分交给了婚姻、交给了家庭。这表现在她的克己与避嫌上。她并不像当时社会许多家庭的正妻是因为人老珠黄受到冷落,她与其他妻妾一样正当青春年少。她不是没有欲望,也不是没有能力更多地占住丈夫,但她多次把西门庆赶到其他妻妾房中,不与人争风吃醋。她对于家庭人际的当然与已然了然于心,为了维护家庭的运转做出了让步。凭着她正妻的主子地位,妻妾与奴才们许多纠葛她本有干涉的权力,但她因为知晓内中利害大多远而避之。维护之间她不仅成了一个维护者,也成了某种程度的旁观者,她的木讷和念经不单是她作为维护者理家才能的缺欠,也是作为旁观者感受着大家庭不可避免地由盛及衰的无力。但是,在这样的隐忍生活中她还是培养了独立支撑的能力。西门庆死后,妻妾、奴才与帮闲无论当初是得宠还是受压,此时都各怀私利作鸟兽散了,西门家能够继续支撑下来,也就缘于她在这种生活中培养起的惨淡经营的才能。当然,吴月娘性格中不只是这单一的方面,她是复杂的,她的克己不单是给人让位,也赢得了上上下下的尊敬。西门总是敬她三分,在这份敬中也得到了部分回报。在一味的让、忍中,她并非不藏私心,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她更懂得如何在这复杂的家庭中谋私和确保自己的地位。为了生孩子,她背地里与王、薛二姑子做交易,可谓用心良苦。在为李瓶儿之事与西门庆造成嫌怨之后,她用祷告换回西门庆的理解也是绝妙的一场。事后快嘴的潘金莲骂她虚伪、对神佛祷告为何用高声?一语道破天机。在吴月娘的形象中,作者的寄寓也是很明显的。好人好报的观念在许多细节上都有体现。梵僧给西门庆春药,他最先在吴月娘处用;吴月娘吃了保胎药,西门庆恰巧来到房中,而在潘金莲吃药时却出了差错。这样的细节不一而足,这可以说是作者在其作品中对他塑造的唯一一个还算是“好人”的形象有意给予的报偿。这细节之中表达了作者的愿望,有些地方反而使人物显得虚伪。但虚伪也罢,加在吴月娘身上也并不失真,这恰好也表明了处于吴月娘地位的女性为人的辛酸与苦楚。可以这样说,《金瓶梅》对于金、瓶、梅的成功塑造表明了作者对于女性生活的深切体察,对吴月娘形象的成功塑造则表明了作者对于整个社会透彻的认识。作者站到了宗教的高度,用菩萨心肠来看整个社会与人生,悲悯之心顿生。在这样的高度俯看社会人生,当然的第一感慨就是无常。在无常的环境如何生存下去?西门庆、金、瓶、梅之流极尽享乐,自以为可以终生享乐,却不想最终暴死,人亡而家破。在吴月娘身上,作者指出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人生出路。吴月娘对淫僧念经而修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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