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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菜声停止，纱门也停止碰撞，只听见朱莉在讲话。她满怀孺慕怀旧之情，毫无保留，宣泄而出。她说：“他对小孩很有办法。他喜欢小孩，我妈就……”这句话没说完，她又说：“我爸会做风筝给我们玩，我们住在蒙希根时，他会带我们去放箱型风筝，每年都去看马戏团表演。我们养了一只小猎犬，爸爸教它玩捉迷藏。他什么都能教。我们有会玩捉迷藏的狗，还有会弹钢琴的猫。那时真有意思……”
“你觉得他很了不起，对吗？”
她说：“是的，他知道小孩要什么。”我问：“他的实验招来许多批评，你有什么感觉？”朱莉笑了笑，听起来倒像是咳嗽。她说：“这和达尔文很像。一般人觉得达尔文的观点惊世骇俗，造成危害，所以达尔文的理论遭到排斥。我父亲的观点同样让人备感威胁，但两者的重要性皆不容抹灭。”
我又问：“你赞同他所有的观点吗？他说人类全然受反射作用所控制，没有自由意志，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他对实验结果的诠释会不会太极端了？”朱莉叹了口气，说：“你知道吗？父亲就是用错词了。每个人听到“控制”（control），就认定他是法西斯分子。他要是说，人类受环境暗示（informed）或启迪（inspire），就没有人会有意见了。”她又说：“事实上，我父亲爱好和平，也宣扬儿童人权。他不相信任何惩罚，因为他从动物实验中知道，惩罚没有用。他还促使加州政府明令禁止体罚，但没有人记得这件事。”
她语调渐趋高亢，越说越生气：“没有人记得！每一封来信他都会回。”她几乎是咬牙切齿：“那些理应关怀世人的人文主义学者，只会哗众取宠、随波逐流。支持者的来信他们从不回，只因为太忙了，但父亲就不会用这个理由来敷衍他人。”“呃，他不是这种人。”我突然有些害怕。朱莉有些情绪激动，为挚爱的父亲忿忿不平。
朱莉说：“问你一件事！”她的口气让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一定相当犀利，让我无法招架。朱莉说：“我问你一件事。请实话实说！”
我说：“请问！”
“你看过他的书，比如《超越自由与尊严》吗？或者你也是道听途说，断章取义？”
我有点结巴，回答说：“嗯，我看过令尊的很多著作，相信我……”
她说：“我相信，不过你看过《超越自由与尊严》吗？”我说：“没有，我看的都是科学方面的论述，不是哲学方面的著作。”她回答我：“你无法区分科学和哲学！”接着她用母亲般慈爱的口吻，平和地说：“所以你得先做功课。等你做完功课，我们再谈！”电话那头再度传来切菜声，马铃薯、胡萝卜再度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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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人文关怀的行为主义者
当晚，把小孩哄睡后，我拿起《超越自由与尊严》。这本书外皮破旧，满是折痕。我向来把这本书和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等独裁者的论著归于一类。虽然买了很久，却从没读过，现在终于要一探究竟了。
“情况持续恶化，眼见科技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后遗症，令人忧心。公共卫生与医药发展让人口控制的问题越发急迫。由于核武器的发明，未来若再发生战争，伤亡难以估算。只顾追求幸福的心态，会让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这段文字写于1971年，然而经过30多年，若把这段话套用在戈尔（Al Gore）的竞选演说或绿党的党纲宗旨之中，也不会觉得过时突兀。然而书中亦有不乏引人争议的观点，如：“行为科学认为个体无法自主施展控制，且举证指出环境对个体施加的控制，从而否定了个体尊严与价值。”然而与其他相当务实的内容相比，这类叙述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斯金纳根据其实验结果，提出了符合人性的社会政策。他主张我们应当正确评价环境所施加的巨大控制（影响），而遵循特定方式建构环境，使其给予我们“正强化”，也就是要引导我们言行合宜，适应环境，发挥创意。斯金纳呼吁社会采取正向的暗示，引导人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消除会导致困窘愧疚的负面情境，如，监狱、贫穷。换言之，斯金纳主张停止处罚。谁会不赞成？让我们抛开文字的诡辩争论，看清楚实质的内容吧！
斯金纳说：“当今世界的苦难源于战争、犯罪与其他危险事物，焦虑不会让人受害，情感只是行为的副产品。”这句话点出其反心灵思想的中心要旨。斯金纳坚持我们应重视的不是心灵，而是行为，也因此而饱受抨击。然而细究其内涵，其实无异于这句流传数代的格言：“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斯金纳认为，一个人若是言行卑微，那么内心必然也感觉卑微，但若内心自觉卑微，举止却未必会低声下气，倡导新世纪哲学的作家卡森斯（Norman Cousins）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虽未必认同这个观点，但也不能为其扣上反人文主义的帽子。斯金纳稍后也提到，个体存在必与环境有关，绝不可能不受环境影响。一般人认为他所谓的环境影响就是外在的束缚限制，但也许他说的是那片让个体对世间万物有所反应的灰色网络？凯根博士当着我的面躲到桌底下，且信誓旦旦说他有自由意志，可以不受外在情境操控。也许他这样做是受某种他独有的潜藏习性左右。斯金纳认为，人类受制于诸多复杂纠葛的因素，而且也必须承受这些束缚限制。这种说法与近代女性主义学者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不谋而合。吉利根曾说，人类生活在彼此依赖的网络中。这项事实不容否认，人类若不能认清事实，并以此建构道德规范，势必一再受挫。吉利根、米勒（Jean Baker Miller）等女性主义学者，从何汲取启示？她们在论述中不时反映出斯金纳的思想。也许女性主义心理学者私底下是斯金纳的信徒。不管怎样，我们一直低估了斯金纳。他还未能让我们接受他的思想，就已经遭到窄化、贬抑。
斯金纳留下的巧克力，淡淡的苦香
朱莉来波士顿出差，邀我到剑桥市欧迪路11号的斯金纳故居。他曾在此长住，直到去世。那天天气晴朗，我开车来到约定的地点。庭院里花木茂盛，紫色新芽高挂枝头。朱莉开门让我进来。她比我想像的年纪更大，皮肤仍细致有光泽。当年斯金纳长时间在实验室里工作，他不仅发现了老鼠具有绝佳的调适能力，而且找出了个人与群体紧密的联系。经过漫长一天的工作，他回到这里休息。操作性条件反射这个不带情感的词汇，其实反映了人类的双重角色。我们既是工匠，也是雕刻品；既是艺术家，也是艺术品；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都是自己所致。
这栋房子的产权仍属于斯金纳家人，目前居住者是斯金纳外孙女克莉丝汀一家人。朱莉带我下楼来到斯金纳的书房。十多年前，他就坐在这里突然陷入昏迷，不久后便离开人世。朱莉打开门，我听见她语带哽咽地说：“这里的一切都和他生前一样。”书房里有股霉味，墙边有个黄色隔间，斯金纳生前就坐在里头午睡、听音乐。墙壁上挂着德博拉和朱莉小时候的照片以及他们养的猎犬的照片。书桌上，一本厚重的书摊开摆放，正是数年前斯金纳翻阅的那一页，他的眼镜收好放在一旁，还有一排维生素胶囊，他再也吃不到了这几颗椭圆胶囊了。
那个阴天，救护车将他载走，不久之后，他被放入此生最后一个箱子里，那个箱子外表漆黑，由兽骨制成。我摸摸桌上的维生素胶囊，拿起一个玻璃烧杯，边缘还留有药物挥发后的蓝色物质。我应该闻到了斯金纳的味道，那是一股陈旧的奇特气味，混杂了人的汗臭、狗的唾液、鸟儿迅速转头的动作，还有若干甜味。接着我看到了斯金纳的札记，我看看上头的分类标签，写着：“鸽子打乒乓”、“子女控制机实验”，还有一本放在最后，上头写着：“我是人文主义者吗？”这个问题直截了当，或许还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样一本札记，可见斯金纳也有相当脆弱的一面。
我们尽量轻声交谈，深怕惊动周遭保存完好的昔日景物。我问朱莉：“可以看吗？”朱莉说：“当然可以。”她把札记递给我。斯金纳的字迹凌乱潦草，我能看懂的并不多。约略看得出的是“为了人类福祉”，几句之后是“……维持生存，我们必须……”，最后一页写的是“我怀疑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