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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在黑暗中，因为他们是在夜间工作……在夜间死亡。
“啊，上帝——是他！来自几千里以外的生——死——噩梦。是他！”
灰发人从电话交换机旁站起来，晃晃悠悠，好象在昏睡状态中。他把耳机拉了下来，任其落在地上，发出叽叽呱呱的话音。交换机上打进来的电话的指示灯亮着没人接，只有不和谐的嗡嗡声。他走下电话台，很快地从旁边走向通道，想看清楚雅格琳同她身边的幽灵。这幽灵是个杀人能手——超过他所有认识人的。一个杀手。他们说有这个可能，他不相信。现在他相信了。就是这个人。
两个人他都看清楚了。看见了他。他们正顺着通道朝大门走去。他必须挡住我们。阻止她！但是要是冲出去大声喊叫就意味着死亡，马上头上吃子弹。
他们到了门口。他拉开门，领她走上人行道。灰发人从他隐藏的地方跑出来，经过通道的交叉点到了前面的窗口。看到外面马路上他已招呼一辆出租汽车停下来。他正打开车门，做着手势让雅格琳进去。哦，上帝！她正在离去。
中年人转过身，拚命跑向楼梯，撞上了两个吃惊的客人和一名店员，他把他们都猛然推开，跑上楼梯，经过骑楼和走廊，到了敞开的工作室门口。
“勒内！勒内！”他大声喊，突然闯了进去。
贝热隆从画板前惊讶地抬起头来。“什么事？”
“同雅格琳在一起的那个人！他是谁？他在这里有多久了？”
“噢？是那个美国人吧，”设计师说。“姓布里格斯。一个傻里傻气的阔少，在我们今天的总收入上表现很不错。”
“他们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他们出去。”
“她同他出去了？”
“我们的雅格琳风韵犹存，不是吗？口味也仍然不俗。”
“去找他们，找到她！”
“为什么？”
“他知道！他会杀了她！”
“说什么？”
“那是他！我敢发誓！那人是该隐！”
15
“这人是该隐。”杰克·曼宁上校的语气直截了当，似乎料想坐在五角大楼会议桌上的四位文官至少有三位会提出反驳。他们谁都比他年纪大，谁都自以为经验比他丰富。没有一位准备承认陆军方面已经获得了他们各自组织还没能获得的情报。至于第四位文官，他的意见不算数。他是国会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大家对他恭恭敬敬，但是不十分当真。“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曼宁继续说道，“那么即使冒着暴露我们已掌握的一切情况的风险，他也会再度漏网。十一天前他在苏黎世。我们确认他现在仍在那里。各位，他是该隐。”
“报告很动听，”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位秃鹰似的教授说，翻阅着分发给在座各位代表的养蚕苏黎世情况的摘要部分。他叫艾尔弗雷德·吉勒特，一位甄别和评价人员的专家，五角大楼认为他为人机警，报复心强，在高层有不少熟人。
“我认为这报告不寻常，”彼得·诺顿说。他是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五十多岁，总是保持着三十年前东部名牌大学的那种衣着、仪表和态度。“我们的消息来源说该隐在布鲁塞尔。不是在苏黎世。在同一时间——十一天前。我们的消息来源很少出差错。”
“报告写得很全面，”第三位文官说。他是会议桌上曼宁唯一真正尊敬的人，年纪也最大。他名叫戴维·艾博，前奥林匹克游泳健将，智力跟体格相匹配，年近七十仍腰板笔挺，头脑也照样敏锐，然而他的年纪仍然从脸上的皱纹中表现了出来。这些皱纹是他永远也不会透露的毕生紧张生涯所形成的。上校认为他讲话时懂得分寸。他现在是有无限权力的四十人委员会成员，可是从中央情报局在战略情报局内诞生之初起，他有很长时间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情报界的同行给了他一个诨名，叫“隐蔽行动中的寡言和尚”。“我在情报局的那些年月，”艾博吃吃笑着说，“消息来源有矛盾的时候同一致的时候一样多。”
“我们有不同的核实方法，”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强调说。“不是不尊敬您，艾博先生，可我们的传输设备确实称得上一有即送。”
“那是设备，不是核实。可是我不想争论。我们之间似乎有分歧。布鲁塞尔还是苏黎世。”
“布鲁塞尔的论据无懈可击，”诺顿坚持。
“请听一听，”秃顶的吉勒特说，扶了扶眼睛。“我们可以回到苏黎世那份摘要。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消息来源也有内容可以提供，虽然它与布鲁塞尔或苏黎世都没有抵触。那是大约六个月前的事。”
银白头发的艾博移眼看着吉勒特。“六个月前？我记不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六个月前传达过关于该隐的任何情况。”
“因为还没完全得到证实，”吉勒特回答。“我们不想让未经证实的情报成为委员会的负担。”
“这也很动听，”艾博说，意思很清楚。
“众议员沃尔特斯。”上校插话，望着监察委员会的代表，“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喔，有，”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监视人慢吞吞说，聪敏的眼睛瞟着各人的脸。“可我刚接触这事，你们继续讨论，我边听边问。”
“很好，先生，”曼宁说，朝中央情报局的诺顿点了点头。“一天前布鲁塞尔出了什么事？”
“有一个人在枫丹纳广场被杀——是个私下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做钻石交易的。他通过罗苏马兹的分支机构进行活动。那是苏联在日内瓦的公司，专做这种采购的经纪人。我们知道它是该隐转换资金的途径之一。”
“这个杀人案同该隐有什么关系？”半信半疑的吉勒特问。
“首先，方法。武器是根长针，在中午时分用外科手术的精确度在拥挤的广场刺中。该隐过去用过这种方法。”
“这倒是真的，”艾博同意。“差不多一年前伦敦有个罗马尼亚人就这么死去，在他之前几星期还有一个。两个案子缩小侦察范围后都指向该隐。”
“缩小范围不等于证实，”曼宁上校反对。“他们是高层政治叛逃者，可能是克格勃干的。”
“也可能是该隐，这对苏联说来风险小得多，”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说。
“也可能是卡洛斯。”吉勒特又说，声调高了起来。“卡洛斯和该隐都不关心意识形态问题，都是谁雇他就为谁干。为什么每次发生重大凶杀事件我们总归咎于该隐？”
“每次我们这样做，”诺顿回答，一副高高在上的神色，“是因为彼此并不相识的告密来源不约而同报告了同样的情报。报告者彼此毫无所知，所以几乎不可能串通一气。”
“这一切都太过于巧合，”吉勒特不以为然。
“再说布鲁塞尔，”上校插嘴说。“如果是该隐，为什么他要杀罗苏马兹的一个经纪人 ？＇…＇他利用过他。”
“隐蔽的经纪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纠正说。“据向我们通风报信的人报告，原因很多。这个人是个窃贼，不是吗？他的大多数客户也是；他们不能提出控拆。他也许欺骗了该隐，如果他真这么干了，那必定成为他最后的一笔交易。或者，他可能愚蠢到去猜测该隐的身份。哪怕只是有此暗示，都会招来一针。也可能该隐不过是想埋藏他目前的踪迹。无论如何，这些情况加上消息来源，说是该隐没多少可怀疑的。”
“到我澄清了苏黎世的情况之后会有更多可怀疑的，”曼宁说。“我们可以开始这篇摘要了吗？”
“请等一等，”戴维·艾博一边点烟斗，一边慢吞吞说，“我想我们安全委员会的同事提到了六个月前发生的与该隐有关的事。或许我们该听一听。”
“为什么？”吉勒特问，无边眼镜玻璃后面的眼睛象猫头鹰似的。“从时间看来这事同布鲁塞尔或者苏黎世没有关系。这一点我已提到过了。”
“是的，你提到了，”一度力量可畏的特务“和尚”同意。“但是，我认为任何背景资料了解一下都有用处。象你说过的，我们可以回过来再看看那篇摘要，它就在我们面前。如果关系不大，我们可以接下去谈苏黎世。”
“多谢，艾博先生，”上校说，“你们会注意到，十一天前有四个人在苏黎世被杀。其中一个是林默河边停车场上的守夜人。可以推断他与该隐的活动无关，只是撞上了而已。另外两个在城市西岸一条胡同里被发现，从表面上看是相互没有关联的谋杀，可是又出现了第四个被害者。这人是与胡同里那两个死者都有关系的——这三个人都是苏黎世慕尼黑地下社会的人，而且毫无疑问与该隐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