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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学校开展节粮活动，自报公议。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罗世谦，那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他找我说：“你出身在革命家庭，应该要求进步。”我说：“那还用说，我一直就很进步。”“进步可不是句空话，党和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你用什么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解难呢？”你看这家伙，从小就是块书记的料！我说：“行！要我做什么吧？”“节约粮食，你带个头吧。”我说：“他们都节约多少？3斤？那我就节约5斤怎么样？”“好样的！”罗世谦很兴奋。一天后，他又来找我：“别的班有人提出节约8斤了。”我说：“我他妈节约10斤！”罗世谦说：“对！我们决不能落后。”又过了一天，大喇叭广播，说全校最高的节约15斤。我一听，马上表态：老子节约20斤……就这样，指标步步攀升，最后我提出的指标是每月为国家节约30斤。回到家，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我每月节约30斤粮食，是全校第一。父亲一听：“你吃的这碗饭是几两米，知道吗？乱弹琴！”当然，说归说，经学校最后评审，批准我节约3斤，每月定量是30斤。罗世谦对我说：“记住，要感谢党的关怀！”
父亲长期在大西北，托人带回一小桶黄羊油。这可是宝贝！打开一看，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妈妈把表皮切去，但里面仍然处处是渗进的霉点，只有切成薄片，将霉一点点地挑去，再在锅里一炼，就成了黄澄澄、金灿灿的黄油。虽然很膻，但毕竟是油啊！它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大碗被剔除来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老黄捡了回去。我是偶然迈进他家门的，老黄正在专心致志地炼油呢。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我黯然神伤。
人民已不再抽象。他们是皖东北根据地给过我父亲和九旅一粥一饭的老乡们，是如老黄那样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过劳动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我写了篇作文，记述下这个故事。我在结尾写道：我以为这个国家只是我的，我以能为她去吃苦而感到自豪。但老黄那尴尬的一笑使我明白，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结尾，我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不管我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一起挨过饿的——祖国。”
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承担苦难的也是他们。记得我曾把这篇作文给父亲看过，他若有所思地说：“应该记录下来，再也不要让人民为我们党承担责任了。”
大跃进是历史的错误。
既然是历史的错误就有其历史的原因。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包括父亲在内，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大小，连屁事都不懂的孩子在内都知道，中国太落后了，为什么就不能发挥出我们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呢？为什么不能再鼓足些干劲，早日改变贫穷的面貌呢？
什么是大跃进？吹牛皮、亩产万斤、饿死了人是大跃进；但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大跃进。全民炼钢，砍光了树，遍地小高炉，是大跃进；但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也是大跃进。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大跃进；组织大协作，会战戈壁滩，搞出原子弹，也是大跃进……
蛮干、不尊重科学、浮夸作假、欺上瞒下，并不难纠正。真正的教训在于开创了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先例，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的悲剧。
4 死亡之海
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这里曾40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3年5月至11月，成功地进行了7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12月24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20天后，1964年1月14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的成功和高浓铀核装料的获得，标志着原子弹的主要技术难关已经攻克。周恩来写信祝贺。
6月6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40余项工程基本完工。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1964年9月22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的24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90年代初，岢岚25基地，长2捆试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
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24年后，1988年，亚星一号发射成功，西昌基地沸腾了。
在前方采访的军报记者江林从现场打电话给我，问我父亲在哪。我说住院了，我正陪着他呢。江林说，亚星一号，是你父亲和温伯格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的项目。现在，事业成功了，但他们两个开创者都退休了，我想向首长问几个问题行吗？
我把话机交给父亲。
您看电视了吗？“没有。”父亲回答。为什么？“我看得太多了。”您不再关注了，是吗？“大概是吧。”
……
江林后来和我说，和你父亲谈完，我可真有点蒙了，不知该怎样报道。后来，又采访了几个科学家，他们也说，谈什么？不想谈。我又采访了观察跟踪站的女兵，她们说，什么感想？我们只想睡个好觉。
退休后，父亲和我说：“偶尔想起来还会紧张。所以，我想都不去想它。”
1964年10月13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1945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
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1600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十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