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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是个预言家，他说的政治上还要看，不仅体现在时局上，也折射在许多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人的命运上。
父亲在战后即赴总参谋部任职。他不想去，他说：“上面人事关系复杂……”但哪里不复杂？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一切源于一江山。刘帅找了他，说，我们还是了解你的，但留在这里能干什么？你还是到总参去吧。父亲说：“我想想也是，既然在这里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了，那就走吧。”
后来，父亲去南京军区检查工作，张震当时是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请父亲和南京军区的领导一起吃饭，当年参加作战会议的领导同志对父亲说：爱萍啊，干了这一杯，过去的事就算了吧！我问父亲，你怎么说，他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口就干了呗！”
是军人，就该豪爽些。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因为历史上的一个处分向军委申述。父亲已经是军委领导人了，他出面讲了公道话。这位同志很感动，写了一封信，为当年附和批评我父亲的事感到很歉意。父亲说：“这种小事，都过去了，哪个还会记得它。”
父亲走后，王德和司令部其他4个处长也倒霉了，说他们是父亲的小圈子，后来在运动中一个个都被查出有历史问题，结果又一个个把他们都撵出军队。王德分到山东省计委。他伤心透了，找到父亲。父亲也急了，叫秘书去调查，找了北京市公安局，查出了有21个叫王德的，逐个排查，总算把他历史上的事给说清了。父亲又找了陈老总，最后由陈出面，才把王德又弄回军队。不过还好，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总算人尽其才了，以后又出任大军区的参谋长。其他几个人的下落我就不清楚了。
一江山岛啊，你见证了多少人间的沧桑。
第五章 最高统帅部
1955年3月，父亲赴北京上任，虽然他任副总参谋长的命令在头一年的10月就下达了，但由于一江山作战的原因一直拖到现在。
总参谋部是中央军委组织全国武装力量建设和实施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领率机关。他在副总参谋长的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文革”初，前后共12年，经历了由彭德怀、林彪主持工作的两届军委，和粟裕、黄克诚、罗瑞卿三任总长。直到“文革”后，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还兼了一段时期的副总参谋长，那时的总参谋长是邓小平，但他们基本上都很少参与总参的日常工作了。“文革”前父亲在总参工作的这10年，正是被党史界称作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他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变化着、沉浮着。
1 彭老总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是随着父亲的调动而变换的。我们一家人跟着他走过了祖国的许多地方。1955年夏天，我们全家从南京迁至北京，住进了什刹海前面的一条胡同里。这是清朝张之洞的官邸，一分为二，切了一半给地方，军队占的这一半又分成四家住。甘泗淇、李贞夫妇，王震、杨勇、苏静、张震寰、张瑞等都先后在这里住过。“文革”中，我们一度被扫地出门，刘贤权、于步血进驻，后来他们政治上失势，也先后被撵了出去。楼台依旧，人事已非。我们要算是最老的房客了，从1955年一直到现在，组织上几次调整住房，父亲都不同意，他说：“我就老死在这里了。”
父亲到总参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彭老总。
彭德怀元帅是父亲在红军时期的老首长。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中，真正值得他敬仰和钦佩的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彭德怀和陈毅。他再横，在这三个人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周恩来的顾全大局、认真严谨和对待下级同志的平等友善；陈老总潇洒的人生态度和文学造诣；每每提及，父亲都是称颂不已。而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了。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父亲说出了他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军委领导和总参谋部当时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父亲回忆，彭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彭告诉他，去年军委开了一个会，要搞精简整编，腾出力量搞现代化、正规化，这是项长期的工作。调你来主抓编制体制，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更好地落实军委这个决心。彭问我父亲：“整编是要得罪人的，怎么样，有这个信心吗？”
你怎么回答的？父亲说：“很干脆，一句话，你有我就有！”
彭老总怎么说？“要干，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这里来办公。”
父亲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反正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地方。”
也够干脆的！（注：当时总参谋部在中南海居仁堂，不久搬到北海旁边的旃檀寺。彭在6楼，总参首长都在5楼。）
总参谋部实际上就是全军的司令部，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作都在这里归口。清朝以后，编练新军，沿袭下来的习惯，通常是把军事工作分为三块，即军令、军政、军训。军令是指作战指挥系统，包括作战、情报、机要、通信；军政系统包括编制体制、兵员征集、武器装备、地方武装、部队行政管理和机关直属部队；军训则是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也有把军事学术研究包括进去的。我军是把情报单独分出来的，也就是多了军情，共四块。父亲在总参谋部是分管军事行政系统的副总参谋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彭老总要找他谈话的原因。
彭德怀和父亲之间的相识相知是在长征路上。
父亲是五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3军团来的。红3军团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发展起来的队伍，后来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会合，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也称中央红军。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红14军负伤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队总队长，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红军的动员扩编。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和以往几次不一样，送上去的部队越来越多，但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多，仗越打越大，根据地却一天天缩小。大家心里都像是压着块石头。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坚决要求上前线去。”
不难想见，一个来自团中央的小知识分子，走入骁勇彪悍的红军队伍时的尴尬情景。对于在血水里浸泡过的红军将领来说，这帮上面机关来的家伙，除了会舞文弄墨、喊喊口号外，还能干什么？即便是偶尔提起来，也是不屑一顾的神情，“你说的是团中央派来的那小子吗？”初创时期，不像现在行政上三六九等分得这么明确，团中央不敢说它有多么了不得，但它的级别可不低，共青团书记是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少先队总队长也是中革军委15人成员之一。
父亲说，毕竟自己离开作战部队已经4年了，他申请先进红军学校。何长工是校长，安排他在高级系。但父亲的想法是，要带好兵，就要通晓基层连队的那些套路，他说，还是和连排干部一起受训好。分到3军团后，他深知自己是中央机关下来的，严以律己，处处谨慎，可终归还是出了次洋相，而且是在彭德怀面前。他说了这段故事：
“渡过湘江后，部队伤亡极大，连续几个昼夜的急行军，疲劳极了。半夜，通信员送来电报，通知天亮时带部队到军团部集合。我实在是太困了，一下子睡过去。等一睁开眼，天已大亮，手里还攥着那份电报，惊得汗都出来了。等我带着队伍赶到时，只见军团长彭德怀站在路边土坡上，在苏区，彭德怀的严厉谁不晓得？他铁青着脸，两眼直瞪着我。”
是啊！对于要强的他来说，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我还能说什么？报告！我睡着了。彭老总挥了一下手，只说了两个字：跟上！晚上宿营时接到军团司令部的通告，以后通信员在送达命令时，必须叫醒指挥员，签字后才能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彭老总。”
“我不能原谅自己，心里非常难受。这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过这件事，想起我自己，想起彭老总。”
这个小故事，不知为什么他总是提及，一直到我自己也成了带兵的人后，面对上级，面对下属，才真正理解了这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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