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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两个朋友，也是他得力的助手。
前指副司令兼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他在朝鲜战场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以聪明机智和大胆著称，面对世界空军霸主美国，把我们这个年轻的空军部队指挥得虎虎生风。他比父亲小4岁，父亲对他非常赏识，提起他时说：“这是个有本事的家伙，朝鲜空战、沿海空战，实际上是他指挥打的。”上世纪80年代空军司令员人选更迭时，父亲在军委工作，曾力荐过，但最后聂被安排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父亲说：“可惜了，这个人放在空军作用会大得多。”
聂凤智回忆道：朝鲜战场打的是大机群空战，不习惯于打单批单架或小编队偷袭性窜扰的敌机，在担负防空作战的一段时间内，一度没打好；在轰炸、强击部队中，也需要由陆上转入到海上的问题。
空军20师副师长张伟良，第一次率队出击，袭击停泊在大陈湾的军舰。投弹后看见浓烟升起来了，特别兴奋，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战果。返航时他不放心，又转了一圈，妈的！是国民党军舰上放的烟幕，够狡猾的，愣是把自己给涮了。那时政治工作搞得特好，这边机场上欢迎的人群还手举鲜花，敲锣打鼓地准备迎接载誉归来的空中英雄呢。
张伟良写道：我一下飞机，就低着头赶紧从飞机后面溜掉了，坐上吉普车直奔指挥所向聂司令报告，聂司令，我没有完成任务……可庆功会都准备好了，张爱萍司令员亲自到会讲话：“应该奖赏你们，你们取得了胜利还作检讨，很可贵。”……当张爱萍司令员亲自给我戴大红花时，我难受地退缩了……我回头看见自己的战友，他们和我一样，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我们心里清楚，这是首长给我们鼓励。我们都说不出话来……
真滑稽！我就此事问父亲，他说：“怎么不记得？是有个飞行师长，姓张，那次吴法宪还去送行。看一支部队，看信心、看勇气。像他那样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在当时的技术状况下，要提高命中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投弹高度。为了避免被敌防空火力击中，就要巧妙地利用地形，紧贴海面，躲过敌方的雷达，或绕过岛礁，从山谷中穿进去，从背后攻击停泊在港湾中的军舰。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胆量。张伟良师就在玩命地训练这个高难度课目，飞行员的行话叫超低空掠桅轰炸，也就是低到快要碰到船上的桅杆了。轰炸航空兵部署在杭州笕桥机场，从模拟的山谷飞出来，返场时一个大转向，正巧从西湖边擦过。父亲曾坐在山顶上，看战机从他脚下的山谷中一架架掠过，风把帽子都吹跑了。可能是飞得太低了吧，空军司令刘亚楼三次给张伟良打电话：你疯了！怎么搞到西湖上来了？知道吗？毛主席在杭州！”
刘亚楼把张伟良传去：怎么说了就不听的！我空军司令怕你什么飞机，掉到我头顶上我也不怕。但毛主席在这里工作休息！知道吗？
不过他又笑了：毛主席听到整天隆隆的飞机声一再说，训得好！但你们动静也实在搞得太大了嘛！
1955年1月10日，张伟良师奉命出击。从上、下大陈间的海面上掠过，第一次投弹就命中了，这是一艘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国民党政府的“中权号”坦克登陆舰。冲天的火焰喷射出来，这一次再也不是烟幕了。
在最后解放一江山和大陈列岛的作战中，张伟良师战功赫赫。张本人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张伟良这回可受之无愧了。
王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张爱萍司令员很早就向我们明确提出：海空军要先于陆军投入战斗，边打边练。要积极寻找战机，千方百计地消耗敌人，破坏敌之心理稳定，使敌由强变弱，使我由弱变强，从而夺取战区制空权、制海权，从空中、海上封锁、围困敌岛，力求在我对一江山岛发起进攻时，敌难以对我进行空战和海战。”
父亲自己说：“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实战中锻炼我的部队，锻炼我的司令部。”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陶勇，新四军的一员战将，也是个锋芒毕露的家伙。他并没有参加到前指来，不是不要他来，是他自己不来。他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看前指设海军指挥所就是多余的！”
回忆到这一段情节时，我问父亲，他笑了笑，说：“是他亲自部署海军的作战行动。”
“作战会上，陶勇和苏联顾问吵架。我是想给苏联同志留面子的，有不同意见不奇怪。但顾问不干，一定要我表态，说你这个司令员要讲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说我们海军司令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完全赞同。顾问不高兴了。我们吃饭叫他也不来，他自己打开个手巾铺在草地上，吃面包和香肠。我说你那个东西没有我们的好吃，叫人送去，后来他也吃光了。我对顾问说，我们两个布尔什维克好好谈谈怎么样？他回到华东军区告了我的状，后来又告到北京彭老总那里，我才不管他这套呢。一江山胜利后，他到机场来，拥抱我说，欢迎胜利的将军。我很感动。后来我去苏联访问，他请我在莫斯科吃烤鸭，哪里能好吃？是布尔什维克，就应该这样。”
一个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领导核心，是胜利的保证。
按作战计划，一江山渡海登陆作战，至少需各类舰船125艘。可华东海军只有59艘。陶勇从青岛海军基地、华东军区公安司令部、福建军区、浙江军区和22军，又征调了60艘船只，但仍有缺口。父亲亲自跑到上海，从江南造船厂、上海港务局又弄来17艘登陆艇。到一江山岛作战前夕，华东海军共征调了各类船艇144艘。
火力是登陆的首要问题。登陆兵在海上是完全暴露的活靶子，要靠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也就是首先摧毁敌人的地堡群，然后对堑壕里的敌人要打得他抬不起头来。登陆上岸后向纵深发展时，也是个难点。因为远在大陆的海岸炮和空军怕误伤自己部队，不便以覆盖火力压制敌人，而要靠舰艇的随伴火炮对点状目标进行随机射击，所以增加舰船的火力就尤为重要。海军和兵工厂的工人们把喀秋莎火箭炮搬上船，又把登陆艇和渔船改装为火力船，陶勇和彭德清坐镇上海，用21天时间，改装了77艘船只。
海军给敌人最大的震慑要数击沉“太平号”了。“太平号”护卫舰（当年称它是驱逐舰）排水量1500吨，是浙东海域敌我双方最大的一艘军舰。它自恃个头大，经常耀武扬威地进出这个海域。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父亲说到它时，还用拐杖使劲地往地上一杵：“打的就是它！这是一艘支援大陈的常备舰，炮艇是对付不了它的，必须用鱼雷攻击。”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向苏联购买了36艘P－4型鱼雷快艇。这是一种铝质艇体的快艇，排水量约20吨，两台柴油发动机，最高航速46节，战斗定员12人。配备450毫米口径鱼雷发射管两具，双联装14．5毫米机枪两挺。它像狼群，在岛礁众多的台州列岛海域，隐蔽待机，纵横穿梭，一旦扑到猎物，立即将他撕碎。但不幸的是，它是个瞎子，艇上没有雷达，完全靠岸上雷达指引寻捕目标。在海战中，尤其在夜暗和雾天，多次发生狼群找不到猎物，或半路丢失猎物的情况。
当时的雷达是用巨额外汇进口的美国SO－8型对海警戒侦察雷达。那时雷达工业在我国还是一张白纸，不但不能制造，就连修理厂所也是凤毛麟角。父亲组建海军时，在上海华东海校设立了最早的雷达专科班。1952年5月，第一批8名学员毕业，在青岛筹建了我国第一座海军雷达站。
老天不负苦心人。1953年，海军的第一批雷达兵随雷达站由朝鲜回国，在浙东前线的高岛开设。这个雷达站几乎是开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用高倍望远镜都可以看到一江山敌人的活动，其危险和困难可想而知。据当年雷达站的老人回忆：“那时敌人非常猖狂，即使万里晴空，敌人军舰也停在我岛前方两三海里的地方，打炮一百多发……我们把雷达天线进行特别伪装，除盖上涂有多种颜色油漆的帆布，还插上许多树枝。因为海军制服都是白色，很显眼，平时在山上活动，我们都是光着膀子，装成渔民一样。由于敌人封锁，海岛淡水特别稀少，都实行定量配给，每天早上洗脸刷牙用过的水都用大汽油桶储存，一般洗衣洗澡都去海边，洗完后再用经过大油桶沉淀过滤后的淡水冲洗，不然，身上衣服上会留下很多晶体粉末，使人感到很不舒服。”
战争的进程是扑朔迷离的。其实，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要锁定“太平号”。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