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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关上电脑，上床睡觉。一躺下来，马上觉得可以轻松安稳地睡个好觉，几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不管还有多少问题无解，他掌握的资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闻头条。
尽管夜已深，他还是拿起电话，打算告诉爱莉卡最新进展。但及时想起她已离开《千禧年》，顿时又感到难以成眠。
列车于晚间七点半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一名男子提着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车，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会儿，观察周遭环境。第二天上午八点刚过，他从拉赫尔姆出发，中途到哥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饭，之后又继续乘车往斯德哥尔摩。他已经两年没到首都来，其实他压根不打算再来。虽然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工作，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尤其退休后每回来一次，这种感觉便又强烈一分。
他缓步穿越车站，在连锁便利商店买了晚报和两根香蕉，还停下脚步看着两名戴头巾的伊斯兰教女子从身边匆匆经过。他并不反对女人戴头巾，别人想要奇装异服，他无所谓，但是她们非得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作这样的打扮，让他很不舒服。他认为，这种装扮出现在索马里要合适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萨街老邮局旁边的福雷斯饭店，前几次来都住在这里。这家饭店地点好又干净，而且不贵——因为是自己付钱，得考虑到这点。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尔博的名义订了房间。
上楼进房后，他直接去了浴室。到他这个年纪，经常得上厕所，晚上能一觉到天亮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间，他脱下帽子——那是一顶窄边的墨绿色英式毡帽——松开领带。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体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结实，身穿犬牙格纹夹克和暗灰色长裤。他打开棕色公文包，拿出两件衬衫、一条领带和内衣裤，收进抽屉柜，然后将外套和夹克挂到门后的衣橱内。
现在上床还太早，出门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欢散步。他坐到旅馆房间必备的椅子上，环顾房内之后打开电视，关掉音量，省得非听不可。他想打电话到柜台点杯咖啡，最后觉得太晚了便作罢，转而打开迷你酒吧，将少许约翰尼·沃克牌苏格兰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并加入极少量的水。他翻开晚报，细读每一则关于搜捕尼德曼与莎兰德一案的报道。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本皮面笔记本，记下一些东西。
前国安局高级行政官员古尔博现年七十八岁，已退休十三年。但情报人员从来不会真正退休，只是隐身幕后罢了。
战后，十九岁的古尔博投身海军，一开始只是预备军官，后来才开始接受军官训练。但他并未如自己预期的那样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务，而是前往卡尔斯克鲁纳担任海军情报系统的讯号追踪员。这项工作他完全能胜任，多半只是查探波罗的海对面的情况，但他觉得单调而无趣。不过他倒是在军中的语言学校学会了俄语和波兰语。这些语言能力是他于一九五〇年被网罗成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当时担任秘密警察局第三处处长的正是那个无懈可击的乔治·图林。古尔博刚进去的时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总预算两百七十万克朗。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时，秘密警察的预算已超过三亿五千万克朗，至于有多少雇员他不知道。
古尔博一生都奉献给国王陛下——说得更正确一些，应该是这个社会民主福利国——的情报单位，这其实很有讽刺性，因为选举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给温和党，只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持温和党。他认为卡尔·比尔特＇注1＇是现实政治＇注2＇的祸害。因此投给了英瓦尔·卡尔森＇注3＇。“瑞典最杰出的政府”统治几年下来，更证实了他最深的恐惧。温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时，正值苏联垮台，依他之见，无论在面对东方新兴的政治机会，或是在利用间谍的艺术方面，没有哪一个政府像瑞典这样手足无措。比尔特政府不但以财政为由削减苏联方面的人事，还同时卷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国际纠纷——好像塞尔维亚总有一天会威胁到瑞典似的。结果就这样错失了在莫斯科设置长期眼线的大好机会。总有一天，当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古尔博认为这是在所难免——国安局与军情局将会接到荒谬的命令，期望他们挥挥魔法棒就能变出一帮特工来。
＇注1：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1949… ）是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四年的瑞典首相，于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九年间担任保守派的温和党主席。＇
＇注2：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为德文real（现实的）加上politik（政治）的复合字。指一个人的所有政治及外交决定，只会依循现实考虑，完全放弃意识形态。＇
＇注3：英瓦尔·卡尔森（Ingvar Carlsson，1934… ），瑞典政治家，一九八六年帕尔梅首相遇刺身亡后接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主席。一九九一年大选失败下台，一九九四年大选重新担任首相和社会民主党主席。＇
古尔博起初在国家警察局第三处的俄国组办公，有了两年的经验后，在一九五二与一九五三年首度实地派任试用，于是他以上尉官阶的空军武官身份入驻莫斯科大使馆。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个知名间谍的后尘。几年前，担任此职位的正是恶名昭彰的温纳斯壮上校。
回到瑞典之后，古尔博从事反间工作。十年后，奥多·丹尼尔森手下数名年轻的秘密警察揭发了温纳斯壮，最后以叛国罪判他终生监禁于长岛监狱，古尔博便是这几名警员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纳·维涅领导的秘密警察进行重组，成了国家警察局（又称瑞典国安局）的情治部门，人员开始剧增。当时，古尔博已经当了十四年秘密警察，并成为受信任的老将之一。
古尔博从来不用“S？po”一词称呼秘密警察。在公文中，他会用“SIS”（瑞典国安局），同事之间则称“公司”或直接说“单位”，但绝不说“S？po”。原因很简单。“公司”多年来最重要的任务是所谓的人员管控，也就是调查并记录涉嫌抱持共产或反动思想的瑞典公民。在“公司”内部，共产主义者与卖国贼是同义词。后来一般常用的“S？po”一词，其实是有反动之嫌的共产主义刊物《光明》所发明的用语，专门指称警界中的共产党猎人，有轻蔑之意。古尔博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前上司维涅的回忆录《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会用“S？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决定了古尔博的事业前途。
有了“SIS”的称号，表示国家秘密警察已经转变成司法部备忘录中所描述的现代警察组织，这牵涉到招揽新人以及持续不断的训练问题。这个不停扩展的组织，大大提升了“敌人”安排干员渗入的机会，相对地便必须强化国内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员们的俱乐部，没有谁不认识谁，新进人员最普通的资格条件就是他父亲正是或曾经是秘密警察。但如今全变了。
一九六三年，古尔博从反间组调到人员管控组，这个角色在温纳斯壮的双面间谍身份被揭露后，变得更为重要。在那期间奠定了“政治主张记录”的基础，名单上全是被认定抱持不该有的政治观点的瑞典公民，人数在六十年代末达到将近三十万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关键问题却在于：国安局内部又该如何实施安全管控？
温纳斯壮的失败在秘密警察圈中引发一连串的窘境。如果国防参谋总部的上校能为俄国工作——他同时也是核子武器与国安政策方面的政府顾问——那么秘密警察当中可能也有俄国派来的同样高级别的干员。谁能保证“公司”里的高层与中级主管不是在为俄国人工作？简单地说，谁来负责暗中监控间谍？
一九六四年八月某天下午，古尔博奉命去和国安局副局长汉斯·威廉·弗朗克开会，与会者还有两名“公司”高层：秘书长和预算主任。会议结束前，古尔博已被任命为某一新成立部门的负责人，部门名称叫“特别小组”，简称SS。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部门改名为“分析小组”，简称SA。几分钟后，预算主任指出SA比SS高明不了多少，于是组织最后定名为“特别分析小组”，简称SSA，平常就叫“小组”，以区别代表整个秘密警察局的“单位”或“公司”等称呼。
“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