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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喝了口咖啡，“张岚，你还是跟上学时一样，非黑即白，我不知道这是你的优点还是你的弱点。你的法律维护的是什么秩序？是不是常常要我们这样的商人做你们祭旗的牺牲？你的心里是否还有爱？不仅仅是男女之爱，我说的是对向往美好的那种坚不可摧坚不可摧的信念？”
张岚有些不解，“天佑，你什么意思？你到底在说什么？”天佑严肃地看着张岚，“你不要被迷雾遮住了眼睛，也许真相并不是想你想的那样。中国的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做有罪推定，我认为你是坏人了，所以，我要找到你犯罪的证据。我的犯罪证据你收集全了吗？是否还需要我给你的办案卷宗里再多加进几份更有分量的证据？”张岚脑子一片空白，她问，“你什么意思？”天佑说，“你有没有想，是什么人在引导你来调查我和杨成辉呢？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现在老实地告诉你，我和杨成辉现在做的每一件事，不能说没有私心，但是绝对是合法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一方经济搞上去，我赚钱，他拿政绩。可是，有人不希望看到我们名利双收，所以要阻止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损害国家的税收，损害人民的利益。我知道你现在没有任何证据，你们查帐也好，上什么手段也好，那都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我还没给过他一分钱。想利用你的正义之剑把我们斩落马下的人，也许才是你应该调查的对象。”
张岚忽然觉得自己很失败，明明是想跟天佑正面接触，谁知却是被逼到了墙角，她心里一阵委屈，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防空气的玩具，浑身软了下来。她开始觉得自己就像斗风车的堂吉诃德那样，看着很威武，实际很可笑。望着对面这个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她忽然落下泪来。
天佑走过来，坐在张岚身边，她将头靠在天佑的肩头任泪水恣意。天佑将手轻轻地揽住她的腰，张岚身体一颤，愈发声音大起来。张岚呜咽着、抽泣着，失败的感觉让她那么疼，整整十几年的伤心、寂寞和渴望都在这一刻像黑白电
影一样重放出来，在这个男人的身边，张岚重新回到大学，回到帽儿山的悬崖边，回到那个美好、冲动的青春时光。一切的磨难和痛苦、煎熬和不幸都不复存在，张兰作为一个女人，多年伪装的幸福与快乐都在这一刻都如阳光下的冰雪倏尔不见。
杨成辉现在的着眼点全在工作上，官场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其实就是敛财术，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的讲稿是秘书写的以外，讲话从来都是很简短。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半年下来，区里的干部都逐渐了解了这个似乎有些傻的区长。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区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是，在区里，大家似乎都习惯了，因为大家知道，杨成辉的工作岗位要么是招商的路上，要么是为企业解决问题的现场，要么是在哪个有重要事要处理的局办公室。别的区长都是等下面的局长来找他汇报，他这个区长天天追着那些局长。
在徐学勇、黄松、程建行、李建平这些人看来，这人简直是工作狂，用东北土话来说就是恨活儿。但是，在庄潮红、张则、周秋亮这些人看来，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一个区长，副书记怎么能这么办啊？对下级那就更更离谱了，办得不好的当面就训，办得好的当面就表扬。徐学勇有一次对天佑说，“你这个同学啊，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老百姓喜欢这样的干部，但是，干部却不一定喜欢他。”天佑把这话说给杨成辉，并且告诫他，“要唯上不要唯下，因为官是上级给的，眼睛总看着下面是舍本求末。”杨成辉说，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就是把当初市委找我谈话时的目标完成了，只要我的目的达到了，过程中有什么瑕疵那是上级的评价，叫我干我就继续干，不叫我干，我就找个地方教书去。
天佑说，“我可是听别人反映，你现在有事不跟任品商量，什么事老在区政府处理，也不通报书记，有时甚至越过常委会。”杨成辉说，“说起来有些事我不想任品汇报，是因为有些事根本就是区政府权限内的事情，能及时处理就及时处理了，汇报来汇报去的有什么意义呢？至于说，有事越过常委会那纯属是胡扯，凡是重大决策我都要向常委会汇报的，他们之所以放出这种风来，说白了还是权力在作怪，跟上任区长比，我不是芝麻绿豆大的事都汇报，而这一不汇报他们就没什么插手的机会了，心里当然不舒服。天佑，我基本上像一个战士，在流言蜚语中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区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对得这个区上百万人民给我的权力与责任。”
天佑笑道，“可是，为官之道你不能不注意，你千万不要成为趟雷的。还没看到胜利就光荣了不值得。”杨成辉说，“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以后得学得身段柔软一些，不然的话，我总这样处理问题就是断了别人的财路，那时我可就真成了众矢之的了。”天佑说，“我听黄松说，你平时有些不近人情，有这事吧？”杨成辉叹口气，说，“天佑，你知道，东北这地方送礼成风，每到出国，住院，生日，孩子结婚，上学，逢年过节，自然要送礼。人家给我送，我也给人家送，我有时也不想受，可是没办法，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同事，大家高兴。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这是不是受贿？我相信是，但是，你能跟谁也不走动？这种送礼呀，麻烦着呢，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违法，只是想表表心意，但不知道送什么好，礼物太大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给点钱自己买吧。这样做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拒绝，否则就太见外了。拒绝？那就更不行了。这说明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这样的领导要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找别的靠山。所以拒绝还是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天佑，你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这是传统，你不收就是个异类。大家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于是，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哪个人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大家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天佑长叹一声，“有勇气拒收这些人情，必须有一定的指挥，才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但是，这太难了，我很理解。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光靠个人是解决不了的。”杨成辉说，“我对官场上这种风气是恨之入骨，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我主观上的抵抗是那么的渺小，但是，我还是要尽力去做。”
天佑说，“跟你说个事，前两天张岚找我谈话了，我跟她辩论了一番。”杨成辉说，“纪委也找我谈话了，看样子那份检举揭发材料送的地方还不少，怎么？怕不怕？”天佑说，“我怕什么，在广东，检察院关了我一天两夜我都无所谓，还在乎这些，想干大事，就不要怕别人下绊子，只是，因为我连累了你不好意思。”杨成辉说，“谈不上连累不连累的，是我连累你才对。这是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必然结果，是爷们就笑对风雨吧，走，我请你去江北吃狗肉，请好的我请不起，不过我答应你，你交了第一笔税，我区里公款请你。”
第71节
天佑嘟哝着，“你区里的人民要是知道自己的区长用一顿狗肉骗自己的同学在这里投资几个亿，创造了这么多就业，这么多税收，带动了这么多上下游关联企业，增加了这么多GDP，还不发你个大红包？这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