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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他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
吴稚晖感佩道：“蔡先生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那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绝不会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至对人，则亦‘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所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
1943年3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1967年，林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人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评价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总之，我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
梁漱溟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老师蔡元培：“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黄炎培评价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道：“先生太崇高了！……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先生的躯壳死了；先生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
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十、胡適
〔胡適（1891～1962），原名嗣贰轶U，字希疆，后改名胡適，字適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自由主义领袖，现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关键词：自恃、自明、温煦、真挚、交游、支助、提携、旧儒、新风、向学、传道、教诲、詈讽、攻伐、政见、议政、际会、诤臣、伤憾、逸事、风趣、月老、癖怪、惧内、婚恋、溘逝、誉说〕
【自恃】
少年时代，胡適受梁启超的影响尤深。他最爱读梁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但报纸上连续刊载几章后，却再不见有后文出现。胡適眼巴巴地盼了几年后，暗下决心：“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多年以后，胡適说：“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赵元任回忆在美国留学时的胡適说：“他给人的印象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当时大家都留着辫子，胡適讲话时喜欢把辫子用力一甩；生气的时候就说要把辫子拿掉。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留学归国途经横滨时，胡適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认为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于是他表示“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但数年之间，他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劝阻其，提醒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但胡適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文化运动提倡之初，守旧学者虽将之视为洪水猛兽，但并没有人出来主动攻讦。为了扩大影响力，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起了双簧，先由钱化名“王敬轩”写反对白话文的文章，再由刘写文章加以驳斥。胡適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对此种做法很是反感，提出不再让刘编《新青年》，而由他来编。同为《新青年》编委的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周作人兄弟也表示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適这才作罢（按：许多学者对沈尹默此回忆存疑）。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作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章演讲完毕后，28岁的胡適登上了演讲台，开口就说，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適以一句荷马史中的诗句为演讲做结：“You shall see te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曾偷看胡適的日记，并在其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罗笑言：“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刚偷看几页，胡適便发觉了，他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又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胡適写日记用的是美国产的最名贵的日记簿，唐德刚见后大惊，胡適解释道：“别的钱可以省，这个钱不能省。”此后，唐亦效仿胡，用最好的日记本写日记。
胡適最初对新文化运动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但多年之后，面对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適、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对《中国哲学史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