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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夏，许德珩只身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许是年已25岁，家中无力供他上学，经济困窘。两年后，蔡元培出长北大。此时，许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只好去找校长。他向蔡陈述了自己的困境，蔡问道：“会外文不？”答曰：“会一点英文。”蔡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的《多桑蒙古史》，随手挑到一节叫他翻译。他当即下就写，翻译的中文贴切通顺，加上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蔡看了比较满意，当即介绍许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10块银元。从此，许德珩不但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每月还能寄点钱给乡下的寡母。多年后，许德珩还时常对子女孙辈说：“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冯友兰回忆，其弟冯景兰在北大上预科时，想报考河南省公费留学生，需要北大出具的肄业证明。由于时间紧张，冯友兰写好证明信，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找蔡元培，冯走上前去，蔡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冯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冯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蔡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接下来，冯的证明信很快就办好了。
冯友兰又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1921年，26岁的刘海粟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画法研究会授课。之后，蔡元培为刘办了一次隆重的画展，并亲自撰写了《介绍画家刘海粟》，刊登在《新社会报》上。蔡又将刘的画作荐售给德国大夫克里依博士，解决了刘的生活来源。
1922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到苏联出席会议，在满洲里有五六名北大学生被捕。罗章龙向蔡元培求助，蔡马上致电东三省的官员，这几名学生很快获释。
蔡元培住在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时，他住在房间的里间，进出时，需从某君住的外间经过。一日，蔡元培早起准备去洗漱，但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怕惊扰其好梦，便在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1927年，姜绍谟曾随蔡元培到宁波，他回忆，蔡元培虽年届花甲，但身体健康，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他人。在厦门期间，每次搬迁，他都自己收拾好铺盖行礼，不用姜动手。他待人接物很是谦和，饮宴之时，不论谁敬酒，他都喝下，然后举杯回敬；敬他香烟，无论好坏，他也都接受。
1927年，刘开渠到大学院任书记员，他对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提及想去法国学雕塑，蔡微笑着说：“想到法国学雕塑是好事情，我们中国还没有派过专人去学，我记着这个事情。”一年后，刘接到了大学院的聘书，委任其为“著作员”，月薪八十元，刘终于实现到法国学习的梦想。为了解决刘到法国的路费，蔡特地预付刘半年工资，并帮他买到了打折的船票。刘极为感动。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即使涉足政治，也倾向于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民国初年，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欣然接受。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原本想担任考试院长，当南京政府准备请他出任监察院院长之职时，他婉谢，说：“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1928年，熊十力到杭州疗养，蔡元培到浙看望。此后，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让北大为熊安一职务，每月发薪200元。
1932年，蔡元培到武昌珞珈山小住几日，当时陈西滢卧病在床，蔡元培便拾级而上，走百余级石阶到山上看望陈，陈感动不已。之后不久，陈与蔡一起乘火车从南京北上，蔡对陈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所以这次一个钱也没有花，心里觉得颇为不安，请陈让他支付餐车的费用。陈见蔡说得诚恳委婉，便不再推辞。结果第二天陈才得知，蔡不仅支付了饭费，连茶房的小费都支付了。车到站后，蔡又让迎接之人将陈的行李也一并运走。陈深为蔡待人接物和蔼体贴的风度所折服。
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回忆，1935年，瞿秋白被捕，国民党中央高层开会讨论是否要处决瞿。蔡元培说：“像秋白这样有天才的人，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不要杀他。”
蔡元培一生为人写推荐信无数，他的八行书推荐信极为有名，多则一日三四十封，少则也有十余封，有人认为有泛滥之嫌，甚至有人求他介绍门房或工役，他也欣然同意。曹建回忆：“（蔡）先生对于北大毕业同学确实能做到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地步。……先生的介绍信有两个地方是不写的：真正无把握的不写，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在‘有’‘无’之间。写信的方式也有二种：一种是亲笔的，一种是签名盖章的。亲笔的信在他的主观上是冀其必成的，签盖的信虽负介绍之责，但引用与否，在客观上还请受信的予以权衡。”
起初，各机关接到蔡元培的介绍信，都颇为重视，尽力纳之。蔡的介绍信日益增多，各机关不堪应付，旋与蔡协商，如为力荐之人，须另用一种特殊印章；而仅敷衍了事者，则仍用其普通印章，蔡从之。讵料未几，挟特殊印章之求荐者，又纷集于各机关。各机关苦于无法应付，再与蔡相商，嗣后函荐无效，必面告方可，此后求蔡介绍者，遂渐寥落。
许寿裳回忆，蔡元培的访客每日络绎不绝，他只要有闲暇，无论是早餐前还是深夜，总不厌其烦地接待。蔡任大学院院长时，甚至有素不相识的商店伙计拿着书本前来请教，蔡也详细地为他讲解，毫无倦容。
杨亮功回忆，他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蔡元培写信介绍一人到安大教书。当时正是学期中间，杨复函蔡说：“等到暑假，再行设法。”之后，杨将此事抛诸脑后，不想蔡对此事还颇为上心，暑假期间，杨回上海，蔡便提醒杨此事。杨遂聘此人为国文教师。到校后，杨发现此人根本不能教书，只好将其调至图书馆工作。后来杨问此人方得知，此人与蔡素昧平生，一日在火车上偶遇了蔡，蔡对其作品很是赏识，他便请蔡将他介绍到安大教书。
蔡元培任中研院院长时，比他小四十岁、与他素昧平生的赵家璧曾多次上门请求蔡为其编辑的书题名，或写简短的前言，或写万余字的总序，蔡从不拒绝。
留学欧洲时，蔡元培听李石曾谈及食肉有害，后又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决定不再食肉。他写信给友人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蔬食，实偏重戒杀一义。”也有说法称，蔡元培在德国参观罐头公司，见一群牛进入机器后，支解块分，最后推出，制成牛肉罐头，乃以残忍，自是不再食牛肉。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晚年，常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有求必应，“而这些书，事，或人，往往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蔡元培有求必应，正因他“不逆诈，不亿不信”。
余天民谈及，蔡元培避居香港时，廖平子一家也在香港。廖生性恬淡，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仅靠妻女织屦维持生计。廖经常手写诗稿，送给蔡元培，蔡虽亦困窘，但每次必赠其法币十元，每月皆如此。蔡元培去世后，平日的随从与家中女佣，均悲痛不已，同声称蔡仁慈，全无架子，只让他们称呼先生，而不许叫老爷，与别家不同；逢年过节，无论他自己生活如何困难，必尽量节省家中用度，设法加送他们一些钱。蔡出殡之日，附近居民都焚纸钱冥锭，齐声说送蔡先生归天成神。
【介直】
蔡元培用人，坚持唯才是举。他任教育总长时，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大总统。蔡北上的一个月间，教育部由次长景耀月代管，结果景安排了数十名同盟会员到教育部任职，并报总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