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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落实政策，梁漱溟却拒绝申报损失，他说：“我所受的损失，不是任何金钱所能补偿回来的。”
梁漱溟并不因尊重某人而对其全面肯定。他素来敬重梁启超，但在回忆文章中依然评判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得失；他与熊十力相交甚厚，但在追忆熊时，亦“指摘”其著述的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如此不负40年的交谊。
梁漱溟曾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说自己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研究佛学、儒学或西方的理论，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山东孔子研究所欲聘其为专家，给他寄来登记表，他拒绝道：“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晚年，梁漱溟回忆：“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梁对陈素无好感，后陈被划为右派，到香山自杀未遂，梁听闻后，说陈纯粹是出洋相。
晚年，梁漱溟曾书一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常劝告家人和好友：“一个人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伤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郁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于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称得上身心锻炼的一项真正过硬功夫。”
美国学者艾恺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梁并不认同，他说自己是一个佛家。他将自己与熊十力进行比较：“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梁漱溟对艾恺谈及身体与心理的关系时说：心是超过身的，心和身的关系，用八个字说，就是“好恶相喻，痛痒相关”。
梁漱溟认为，能够传承中国儒家学说的，一个是宋朝的程颐，一个是明朝的王阳明。而他则更欣赏王阳明的弟子王心斋（艮）。他曾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崇拜诸葛亮，他说：“我爱他的谦虚。一般人都认为他很有智巧，其实他很谦虚，愿意听人家指责他的话。谦虚谨慎是最可贵的品质，一个人自以为聪明、了不起，那就不行了。”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极为自信。艾恺问梁对“全盘西化”的看法，梁说：“这个也是一个自然之势吧。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这个不足为怪。实际上，可以说是动摇不了根本。”艾恺问道：“动摇不了根本？”梁答：“实际上动摇不了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可怕，没有关系。”
艾恺又问梁漱溟，是否认为中国还有得到欧美现代化的好处、避免欧美现代化恶果的可能性，梁漱溟回答说：“我想，相对地说是可能的。中国假定能够说有民族性、民族精神，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尽管说，他已经变化很大，或者是破坏很大，但是还是有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气味。”
【泰然】
梁漱溟曾送友人一联：“无我为大，有本无穷”。对于生、死，梁漱溟的态度是“任其自然”。
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长子梁培宽说：“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袁鸿寿在桂林七星岩设素席宴请梁漱溟，饭后，他们在七星岩一株小树下闲聊，恰敌机前来轰炸，袁大惊失色，要避，梁却“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香港沦陷时，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在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空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骚扰，满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彻夜难眠，唯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梁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新中国成立后，袁鸿寿每受委屈，便愤不欲生。梁漱溟来劝说，不谈客观原因，最后总是对袁说：“不要对自己过不去。”袁听罢如醍醐灌顶，信中积怒顿消。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人都住到户外避险，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家人再三劝说后，才在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了几个晚上。
晚年，梁漱溟对艾恺谈及“文革”的遭遇时，只是说，当时“心里有点不愉快，几天我就过去了”。
94岁的梁漱溟谈及“文革”时又说：“行云流水，不足挂齿。”“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专程来访，二人进行了数次长谈。有一次，艾恺问：“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的死亡有没有见解？”梁漱溟回答：“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还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就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艾恺又问：“人总是怕死吗？”梁漱溟答：“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温良】
20年代，梁漱溟在北京讲演《人心与人生》，听者每人收费一元。梁认为收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怕有的学生没钱，于是特别说明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索要听讲券。唐君毅因“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不久，唐收到梁托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觉得对不起梁先生。
梁漱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梁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梁的月薪是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月薪200元。因他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给萨空了补贴家用。
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在重庆办的勉仁国专都招收了许多穷困的学生，其中不乏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从不问学生的政治倾向，当有学生被捕时，他便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学生。段继李、高一宇、唐宦存、周述质等学生都得到过梁的帮助。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1944年，梁漱溟再婚，其次子梁培恕不能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研究所的学生吴顾毓“文革”期间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刑满获释后靠糊纸袋为生，生活难以维系。梁漱溟得知其状况后，立即拿出存折，让袁鸿寿寄给吴200元。袁怕寄得太多给吴带来麻烦，每次给他汇去20元。此后，每次梁领到政协委员工资后，必到邮局汇去20元，一直到吴脑溢血逝世为止。梁漱溟又极力奔走，寻找证据，为吴平反，使得吴不至于含冤九泉之下。
袁鸿寿回忆梁漱溟：“梁老最初工资三百多元，后来减为二百多元，但每领薪之日即汇寄亲友之贫困不能维持生活者，从五元至三十元不等者若干家，自己家用只留百余元左右。……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后来袁恢复名誉后补发工资一万多元，梁立即向他要回这28元，袁认为，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在“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已91岁高龄的梁漱溟站着发言1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