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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天性嫉恶如仇，他坦然地道：“我的名誉反正不佳，只求问心无愧而已。”
在用人上，傅斯年唯才是举，并不看此人的身份、地位、背景等。他曾说：“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
为了杜绝政要往“史语所”安插人员，傅斯年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说：“凡请人介绍来‘史语所’者，如不以专门名家而借重军政权要者，必首遭摒弃，不予审查，毫不假借！”
傅斯年痛恨占公家便宜之人，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进行告诫。
傅斯年厌恶罗振玉，每次提及罗，必在其名字前加“老贼”二字，称之为“老贼罗振玉”。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将伪北大的教员全部开除。有人前来说情，傅怒道：“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么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了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了，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来人无话可说。对于老师周作人，傅斯年也丝毫不留情面，他不仅开除周，后来蒋梦麟为周作人出具证明，表示曾托周保管校产时，傅斯年坚决认为“北大并未托他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
1946年，蒋介石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坚辞不就，称自己“实一愚憨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稗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搜集孔祥熙罪证时，傅斯年曾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说情的绝密件上勾画出要害处，并在“委座”（蒋介石）的名侧加批语道：“不成话。”
傅斯年对国民政府政要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他愤怒地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1948年8月，傅斯年由美国治病回国，当时国民政府禁止私人藏黄金、美元，实行金元券管制。傅氏夫妇抵达上海时身上带有38美元，俞大綵觉得是区区小数，不必理会。但傅斯年说：“事无大小，我们都要奉公守法。”第二天便将这38美元换成了金元券。
傅斯年在台湾大学，坚决治理招生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他创制了考试印题“入围”制度，要求印题者在封闭的图书馆印题。时值溽暑，图书馆门窗紧闭，所有门窗缝都用纸糊上，当时没有空调，化学系的老教授林耀堂为防窒息，只好带着氧气瓶进去。
每逢台大招新时，说项之人蜂拥而至，傅斯年不厌其烦，多次在报端声明，称假如自己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学生讲来，就是对校长一职的失职。他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他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招生简章买来细细照办，一切全凭本领了，而其他是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他还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曰：“有为子女入学说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干才】
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做了一次深谈。蒋梦麟到德国后，接到傅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蒋深叹傅的视事与处事能力。
30年代，傅斯年与老师胡適共同辅佐蒋梦麟治理北大，蒋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適之（胡適）和孟真（傅斯年）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西南联合大学创办的建议来源于傅斯年。抗战爆发后，傅斯年提出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合组，此建议被国民政府采纳。三所大学先迁至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随着战事深入迁至昆明，并改名“西南联合大学”。
初到台大时，傅斯年给教授们每人发了一封信：“不定在哪一天，我也许跟教务长，跟你们贵院的院长，贵系的系主任，到你的课室来旁听，请你不要见怪。”结果，他真的去旁听一些教师讲课，不合格的便解聘。傅斯年执掌台大的两年内，不续聘的教员达到70多位。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
到台湾后，殷海光在“中央日报”受到排挤，便找到傅斯年，表示想进入台大。傅考虑到他是金岳霖的得意弟子，时台大又缺逻辑教师，所以同意殷来台大任教，说明按规定只能从讲师做起，并要求殷以后不许参与任何实际政治，殷海光立即答应。此后殷海光果然只论政不参政，积极宣扬“五四”的精神，使得台大成为自由主义的堡垒。
殷海光评分极为严格，期末时大批学生逻辑课程不及格，家长到傅斯年处告状，傅斯年高声重复了殷的理由：“这是西南联大的标准！”
傅斯年重视国学教育。台大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亲自命题，其中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还规定，新生入学后，必须有两个学期国文学《孟子》全书与《史记》选本。
傅斯年常说：“我不能看着许多有为的青年因为困穷而被摒弃于校门之外。”傅斯年在台大设立奖学金，支助贫困学生，他生怕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最初台大只为大陆学生设立奖学金，后他见台湾省的许多学生家庭也很贫困，又专为台湾省学生设立奖学金。
1950年1月，有传闻称傅斯年行将辞职。面对传言，傅斯年在台大校刊上发表了公开信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义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
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与国民党关系良好，所以能为台大争取到更多的经费，他常半开玩笑说：“胡適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適能干。”
傅斯年认为，大学应保持独立，坚决拒绝三民主义入校，坚持不让台大在校园内升国民党党旗。
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李祈曾到台大任教，但李因单身一人在台湾，总是闹着要走。为了留住李，傅斯年破例给她配备了住房。一次，李祈神色慌张地冲进傅斯年的办公室，说附近农民养的一只红脸番鸭咬破了她的袜子，鸭嘴接触到她腿上的皮肤，她怕染上“狂鸭症”。傅听后大笑说：“只闻有狂犬症，未闻有狂鸭症也。”但李坚持让傅买下鸭子，送到医院去化验。傅只好照办，证明鸭子没有疯后，李祈才安心。傅幽默地对李说：“（你有）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但只希望你以后多穿几双厚袜保护你的腿，因为我没有钱再买鸭子了。”
自任台大校长以后，无论寒暑，傅斯年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12点。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工人为此总是抱怨，而傅的司机也只能在福利社吃晚餐。秘书那廉君说校长办公室“像是一个唱旧戏的戏台，‘出将入相’，连续不断；有文有武，热闹非常，所差的只是唱戏是唱完一本再来一本，校长室则是一本未完，早又来了一本以至多本……”
到台湾后，傅斯年唯一的一次娱乐，就是陪夫人俞大綵一起看了场电影，以后谈到娱乐便聊这部电影。他在给李书华的信中说：“几次信都收到，我忙得要死，而写信则懒得要命！”他对李在法国专心做学问，连连说“真是幸福！不胜羡慕”。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后来病情加剧，实在无法再写，他不得不请那廉君代理记录。为了工作方便，那廉君就住在傅宅，两人一直工作到深夜。他们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一篇短序，全文用菜肴做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等，乍一看还以为是餐馆的菜单。
陶希圣回忆，12月14日，也就是傅斯年去世前五日，他到傅家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