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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坐思考，有所得才笔之于纸。朋友们都知道他的这一习惯，所以决不在这四个上午去拜访，以免吃闭门羹。
金岳霖认为胡適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根据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实验主义的哲学主张写出来的，“我们再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以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
1935年，金岳霖的《逻辑》一书出版。此书被中国逻辑学界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纯粹逻辑”。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同朱自清、陈岱孙、李继侗等教授住在昆明北门街71号唐继尧家花园戏台的大包厢里。几位同人把大包厢最清净的角落划出来安置金岳霖的小床和小书桌，供他写作，并尽量不去干扰。金岳霖的《论道》一书就是在此地写就。
金岳霖在《论道》中将“间”和“时”区别开来，金岳霖说，《论道》的重点是时流，“这表示在那几句话：‘能之即出即入谓之几’。‘能之会出会入谓之数’。‘几与数谓之时’。这就使我回到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有人问金岳霖，为什么书名叫“论道”，金回答：“道有中国味。”他写《论道》时，冯友兰也在写他的《新理学》。两人常互看稿子，也互相影响。冯说自己的书是“旧瓶装新酒”，金的是“新瓶装新酒”，冯认为金对他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而他对金的影响比较小，如果有的话，则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
《论道》出版后，令金岳霖耿耿于怀的是，并没有多少人提出意见，唯一提出意见的是林宰平。他颇为寂寥地对冯契说：“《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金岳霖曾做过一次演讲，内容是治哲学和文学都要碰到一个“说不得”的问题，说不得当然难以言传，但是还要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么这种传达是借助于人的什么能力和工具来做到的呢？演讲过后，金岳霖又写了一篇文章《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更加详细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冯契听完演讲的第二天，遇到了汤用彤，他向汤介绍了演讲的内容，汤听完后感慨道：“金先生的思想真深刻！”
清华哲学系常组织师生进行讨论和辩论，尤以逻辑组的辩论最为热烈。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认为对方讲得不对，便进行反驳，今天驳不倒，下次准备好再来。
金岳霖的好友沈性仁（陶孟和的夫炫）告诉其弟沈性元，金岳霖对他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了厚厚的一叠稿子，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便把全部稿子毁弃，重新开始写，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绝不将自己不满意的东西示人。
金岳霖一生写了三部著作，他自评：“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知识论》原本于抗战时期就已经完稿，全文六七十万字。当时金岳霖害怕稿子毁于日机的轰炸，便时常带着稿子跑警报。到了山边上，他就坐在稿子上。一次，日机轰炸的时间太长，等轰炸结束时，天已经黑了，他站起来就走，忘了拿稿子。等他记起急忙回去寻找时，稿子已经不见了。金岳霖只好重新撰写，到1948年12月，重新写就的《知识论》终于完稿。
金岳霖两次撰写《知识论》，耗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即金岳霖去世前一年，《知识论》终于得以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金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授业】
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受清华的委托创办了清华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名教师，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而后的三十多年中，金岳霖培养了许多哲学人才，桃李满天下。金的同事汪子嵩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胡乔木回忆老师金岳霖讲课，他“年轻力壮，讲课生动，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学生非常爱听”。
金岳霖上课，先问学生们有没有书（英文本），然后请大家看第一章第一页。看完后，他问：“看了这页，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全班五十几名学生鸦雀无声。金说：“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的话都是对的呢？”还是没人应声。金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不讲话？这本书的第一章开头的地方，用词这么多，大体的意思是说那是很明显的，人类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他说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人类的知识是不是从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这是从感性来的吗？”他接着说：“我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在看书的时候，特别是当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错在这里。”金岳霖的这一席话对乔冠华触动极大，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教会了我对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书上的话，也不要听旁人的话的道理。”
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辑，但是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同，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学生钱耕森回忆，金岳霖备课极为认真，每堂课前都写好详细的讲授提纲，提纲用钢笔写在没有格子的白纸上。天冷的时候，金走进教室坐定，从大衣袖筒子里拿出提纲来。到期末考试时，他打破传统的当堂闭卷笔试的方式，出一些哲学范围内的考题，让学生们到图书馆去查询资料，做好了再交卷。
金岳霖讲授“知识论”课程，许多学生叫成“认识论”，为此，金上课时专门解释“知识”和“认识”的区别，他举了很多例子加以说明：“对于桌、椅、木、石等死的东西，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论证其不真实，认为不过是众多感觉的复合体，好像言之成理；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呆板的死物而是一个大活人，哲学家作出的上述分析和判断就会遇到麻烦。”说到这里，他指着学生陈龙章，并代替陈回答道：“你不承认我的存在，我就坐在你面前，你把我怎么办？”讲到“你把我怎么办”时，金把头一摆，胸一挺，脖子一梗，做出不服气的样子，听课的同学都会心地笑了。
一次，有学生（据汪曾祺回忆可能是陈蕴珍，即萧珊）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逻辑学很枯燥，金岳霖回答道：“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岳霖曾在西南联大开设一门选修课程“符号逻辑”，许多人都听不懂，如同听天书，因而选修的人极少，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但王浩却是例外，上课时，金岳霖经常讲着讲着，便停下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殷海光曾选修金岳霖的逻辑课，金却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殷海光喜欢金岳霖的逻辑，而另一位同学则偏爱黑格尔的哲学，期末，二人就各自喜欢的领域分别写了读书报告交给金。成绩下来后，殷发现自己的分数低于写黑格尔的那位同学。他怒气冲冲地跑去质问金岳霖，金告诉他：“你的思路虽和我相同，但你的功夫没有他深。”殷海光觉得，金岳霖的这种客观和公平“在中国文化分子中是少有的”。
金岳霖上课常提问，因没有学生名册，不知道学生的名字，于是有时他一上课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那时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