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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军情五处6年的时间中调换了好几次工作，先是从C处（对政府和内部人员进行审查的部门）调到F2处（反颠覆部门），后又从F2处调到G处（负责反恐怖事务）。但是不管到哪个处，他一直都少有提升的机会。当时他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一头黑发，身材肥胖，同事对他的评价是聪明、自信但又自大。戴维·谢勒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在公共场合吹牛，志大才疏，时常发表一些高论，声称要改革秘密保安局。但有时机会来了往往又竞争不过同事，最后只好自动退出。
谢勒到军情五处后没有多久，就以5000英镑的价钱，向《星期天邮报》出卖了安全局的内幕消息。当上特工后，仍背着组织继续与报界友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谢勒对外界说：“我知道讲出这些有被起诉的危险，但我若不说出来，这些事情就总在折磨着我，令我良心不安。”
1997年8月，谢勒提交了辞职报告，然后离开了军情五处。据他自己讲，他在军情五处工作期间，目睹这个情报机构的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官僚作风，因而深感失望。他还说，在1996年军情六处策划的谋杀卡扎菲的阴谋出现失误造成无辜平民死亡后，自己就想离开军情五处，他说自己“不想成为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不想牵涉其中并成为“一名需人宽恕的杀手”。
当时和谢勒一同辞职的，还有一位女士，就是长期与他同居的女友安妮·麦肯。麦肯女士当时29岁，剑桥大学毕业，也是秘密保安局人员。麦肯工作表现极好，是细致谨慎的典型，上级非常器重她，大家一致公认她在秘密保安局“前途无量”。然而，她却和谢勒在同一天递交了辞呈。麦肯面临的审查是，是否曾拿出机密档案，擅自给自己的男友看。
谢勒和女友一同辞职之后，有人就指责安全局，为什么在征募时不把好关。有人批评安全局只顾了公开征募，忽视了质量。另有不少人从保密制度的角度质问安全局：“为什么让职位那么低的人员接触到现任高级政要的机密档案？”
其实，早在此之前，议会情报安全委员会主席、前保守党国防大臣汤姆·金就已经好几次约见英国几家情报机构要员，提醒他们注意内部安全，严格管理机密材料。近年来英国情报安全部门不断出现“变节分子”，没少泄露机密。1984年，安全局人员麦克尔·贝坦内企图向苏联克格勃出卖机密，1985年，卡西·梅西特向外界透露了安全局详细的反间谍、反颠覆机密。1987年彼得·赖特出版的《反间谍者》一书，更是把安全局的家底儿抖搂一番。
由于1989年《保密法》出台后，人权自由派团体向欧洲联盟人权法庭递交了抗议报告，所以大多数泄密者都没有被起诉。每次轰动性的泄密小闹剧过后，英国情报界总要对自己内部管理、人员录用等问题审视一番，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戴维·谢勒虽然离开了安全局，但同样给英国情报机关惹出了不少麻烦。辞职后不久，他就向《星期日邮报》记者尼克·费尔丁出售了28份政府秘密文件，得到了4万英镑的好处费。
1997年8月下旬，英国媒体纷纷报道了一条令情报机构和内阁要员们十分尴尬的消息，说是“现任几位政府要员曾是安全局侦查和窃听的对象”。此话一出，真是石破天惊。
经过调查，原来这都是戴维·谢勒向媒体披露的。戴维·谢勒曾对媒体说，从70年代到80年代，安全局对现任政府高级官员的某些工党人物进行过电话窃听，并将他们的材料一直保存到1992年。被窃听的高级官员有：现任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社会安全大臣哈里特·哈曼女士等。
彼得·曼德尔森1977年担任英国工会大会负责人，也是共青团员和大不列颠共产党党员。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组织的“青年节”，去过古巴等国家。安全局从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进行电话窃听，目的是想弄清他是一个卧底间谍还是一个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当然窃听者从中得到了不少曼德尔森的其他趣闻。
至于《卫报》副主编兼记者维多利亚·布里顿女士，是因为她的银行账户上多了25万英镑而被怀疑，因为那些钱是从利比亚汇来的。英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银行若认为哪笔款项可疑应向警方报告。安全局接到报告后，怀疑她在为利比亚恐怖分子洗黑钱，从1993年起对她进行侦察。除了电话窃听外，布里顿走到哪里，特工就跟到哪里，原本打算在她的家里安装秘密摄像器材，但因太容易被布里顿的家人发现，所以没干成。
不过时隔不久，特工们发现了布里顿得到那笔钱的正当理由。戴维·谢勒几乎是有点幸灾乐祸地说：“为了侦察布里顿女士这一‘典型的洗黑钱行为’，MI5花了75万英镑。”
世人皆知，英国安全局局长期以来对左翼人士进行着广泛的侦查，其中包括工会组织者、人权和自由派团体成员以及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青年学生。不过在戴维·谢勒看来，安全局这样做，实在是有点神经过敏，甚至是侵犯人权，纯属是无事找事。
这些事经媒体一报道，马上传得沸沸扬扬，让情报部门十分紧张。于是在1997年8月24日，英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泄露机密者谢勒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保密法》。
5天后，也就是8月30日，政府从最高法院领到了上方宝剑，立刻制止戴维·谢勒通过公开出版物背叛国家安全事业，让某些个人受到伤害的行为。英国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表示，他不想阻止法庭辩论，谢勒的行为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很大危害”。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制止泄密行为是必要的。他还说，自己曾多次劝告有关报纸不要刊载谢勒泄露国家秘密的文章，但没有效果，所以只好借助法令来解决。
听证会以后，一时满城风雨，英国民众也议论纷纷，都来质问“究竟存了多少份公民的黑材料”？
8月29日，《泰晤士报》透露，安全局局长史蒂芬·兰德男爵迫于公众压力，准备近期公开本局所掌握的公民私人秘密档案的数字。当时外界估计至少有100万份公民私人秘密档案。也就是说，几乎每10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被侦查。但是后来公布的实际数字却比这种估计要少得多。
实际上，在一年前，安全局已经根据议会安全委员会的指示，开始销毁不需留的档案，兰德局长想选择一个适当的日子公布数字，以安慰议会和公众，安全局已经销毁了很多旧材料，同时严格控制接触旧档案的人员。
英国情报安全机构对此的反应是：对上寻求保护，政府决定用法令强行制止就是证明；对泄密者按照各种法规立刻进行审查，以便找出证据对其起诉；对内反省保密制度和录用制度。
由于惹出了这样的麻烦，谢勒知道自己在英国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同女友安妮·麦肯一起于1997年8月23日逃往法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初到法国，谢勒和安妮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成天如惊弓之鸟，到处躲藏。9月，为试探政府的态度，谢勒让安妮回国，结果安妮一抵达伦敦的机场就被逮捕，被讯问了6个半小时才获释，过了一段时间才返回巴黎。〖：。。〗在这种情况下，谢勒不敢轻举妄动，在巴黎过起了隐居生活。好在所需费用由《星期日邮报》承担。
过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谢勒希望政府取消对他的指控和通缉，但政府方面不为所动。于是谢勒决定披露更多的情况让政府难堪。
1998年7月，谢勒指责军情五处在1994年未能阻止针对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恐怖主义攻击，并揭露军情六处官员在1996年策划了暗杀卡扎菲的阴谋。谢勒的做法让英国政府十分恼怒，于是向法国提出了引渡要求。
1998年8月，谢勒在法国被捕，并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在法国监狱里待了三个半月。11月，法国宣布，英国的引渡要求因含有“政治动机”而被驳回，谢勒恢复了自由。谢勒当时表示，他不会再有新的揭露英国情报部门的举动，他要求取消针对自己的指控，但谢勒的努力没有结果。
1999年8月，谢勒威胁要泄露更多的有关军情五处的秘密，这一次，他要尝试通过互联网。谢勒声称，情报信息已储存在他的计算机上，只需按下一个键，就可以把消息发出去。
2000年2月，英国政府下发正式文件，认为谢勒的所作所为违反了法律，应予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