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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达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党的经过，后又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杨清”，并说杨是重庆地下党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任达哉同时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和地下党员情况。
“最近你们还有什么活动？”审讯已经一天一夜了，特务有些疲倦地问。
“有有。”任达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同‘杨清’约定过几天联络接头，他要向我布置新任务。”
“太好了！这回我们可以钓一条大鱼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务那种异常敏感嗅觉的徐远举，顿时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戏”开始了——
四
1948年4月4日，军统特务头子母季缕按照徐远举的精心布置，带着叛徒任达哉和一批便衣特务，象一群凶残的饿狼似的向重庆磁器街的嘉阳茶馆——这是任达哉经常与许建业接头的地方。这一天，许建业正在茶馆里与另一位地下党高正明在商谈工作，突然见任达哉与几个鬼鬼崇崇的陌生人在茶馆外面探头探脑，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有情况，快走！”许建业轻声催促高正明一句后，借机将茶凳绊倒，引起茶馆内一阵混乱，于是高正明装做上厕所，从后门脱身远去。
“他就是杨清。”任达哉指着许建业，对特务说。
“抓！”特务们立即一拥而上。许建业蔑视了看了一眼任达哉，大义凛然地甩了一下特务们拥上来的手，说：“我自己会走！”
许建业的被捕，立即惊动了重庆各特务机关。当晚，徐远举马上驱车前往重庆军统特务秘密机关所在地老街32号慈居，他要亲自审问这位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
徐远举，湖北人，1932年参加军统特务，时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是位“见多世广”、杀人不见血的老牌特务。在他的眼里，共产党人只不过像他脚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蚂蚁一般，只要用点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来点“心理战术”，肯定会像任达哉那样“求饶”还来不及呢！可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杨清”让他吃惊不小。在徐远举的自述罪行——《血手染红岩》中他这样描写道：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昂扬，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几上几放，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个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领。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杨的每一动态……
关于特务分子如何对这位重庆工人领袖的用刑和许建业如何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监狱里的敌我双方都有不少亲历者的感受。笔者看到《重庆工运史》编写组邱富贵、唐有武等人写的许建业刚入狱时的三次重刑情景：
……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见这位身穿兰布衫，身材魁伟的年青人毫无畏惧的站立在办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着窗外，觉得对付此人不能玩忽大意，他假意请许建业坐下，然后说：
“你叫杨青吗？”
“不错”。
“干什么职业？”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青人，你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徐远举脸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这就是实话。”许建业不慌不忙地说。
徐远举沉不住气气了说：“我知道你是共产党，必须交代出你们的组织，同党和领导人”。
许建业一听“交代”“同党”，气涌心头，严正地说：“我们做买卖的，只晓得将本求利，赚钱谋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
“真不说？真交代你的组织？”
“有什么可说的？我连共产党都不是，还有什么组织可交代？”
徐远举恼怒了，只得摊牌说：“你真的不讲嘛！那好，我叫一个人来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立即走进办公室，勾着脑壳，龟缩在一旁，胆怯地低声说：“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
许建业一见叛徒任达哉，怒火万丈，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的审讯成了僵局，只得草草收场。
徐远举不甘心失败，决定对许建业采用刑讯逼供，妄图用皮鞭、棍棒来撬开建业的嘴，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罪恶目的。
夜里，许建业被几个凶神恶煞的刽子手绑进刑讯室，室内阴森恐怖，灯光微弱，寒气逼人，四周墙上挂满了麻绳，带钉棍棒，钢心皮鞭。屋中间摆着老虎等，电刑坐椅……。
而对着刑讯室里的一切，许建业巍然屹立。重庆行辕二处二课课长军统特务头目陆坚如，二处渝组组长雷天元，渝组副组长王仁德同时出马。许建业面对凶残狠毒的特务，怒目而视，一声不吭。
陆坚如先是耐着性子，装出和缓的样子说：“杨先生，徐处长给你讲得很多了，有的问题你们的人都说了，何必还要隐瞒呢。希望你将领导人和组织交出来，这样对你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既然叛徒都给你们讲了，还来问我干什么！”许建业以鄙视的口吻说。
陆坚如带着威胁性地说：“你不要嘴硬，现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组织和同党才能重新获得自由，那是唯一的出路”。
许建业斩钉截铁地说：“少罗嗦，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陆坚如见许建业态度强硬，进一步威逼说：“到了我这里，就不由你不讲，放明白点，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的意思无外乎要动刑，就是杀头我也没什么可讲”。许建业刚毅地回击。
此时，陆坚如凶相毕露，猛击桌子吼道：“给我吊起来！”话声刚落，几个刽子手立即将许建业捆绑起来，凡吊在屋中大梁中。建业头上碗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紧牙关，忍住剧痛，不叫不哼。几个特务手执皮鞭，棍棒，边抽打边问：“说不说？”许仍以“无声”对抗，刽子手们声嘶力竭地狂犬一阵之后，无可奈何，只好将许建业放下，这时，许建业的手脚已严重损伤昏迷过去，但他紧咬牙关，坚强地战胜了敌人的第一次酷刑。
绝灭人性的军统特务没，不让许建业有喘息机会，待用冷水将许泼醒后，又绑上刑椅，刽子手包树成举起大号白铁水壶，向许建业鼻孔猛烈冲灌。带刺激性的水冲入鼻孔，呛入气管，肺部，痛如针插刀绞，但建业一声不响仍然以极大的毅力战胜了敌特的第二次酷刑。
敌人两次刑讯失败后，对许建业使用了更凶残的毒刑，他们将许建业绑在“老虎凳”上，这是一种既原始又残暴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脚骨折断，瘫痪至残，垫到第三块砖时，见也的膝盖骨吱吱作响，昏迷过去，敌人用凉水将其泼醒后，又加砖头，许建业再次昏迷，虽然几次反复，但许建业仍未吐出一字半语，充分显示出他“宁可筋骨断，意志绝不屈”的大无畏精神。
经过一整夜的折腾，敌人一无所获，特务头目陆坚如脑羞成怒，对许建业最后狂犬道：“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尸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麟伤，精神不支，但一听陆坚如的狂犬，立即挣扎起来以仇恨的目光怒视陆坚如，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特务们歇斯底里地：“我们有四十八套刑罚，你受得了？”
许说：“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了不算共产党员！”
又是一顿雨点般的鞭子抽打。“说不说？”“不说！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听到一句对你们有用的话！”
面对如此硬骨头的共产党人，特务们再无进攻能力了，只得灰溜溜地收场……
特务们对许建业可是下了功夫，因为徐远举知道，只要把许的嘴“敲开”，《挺进报》乃至整个重庆地下党就有可能“彻底解决”。为此，他招呼手下特务们要使尽一切办法让许建业“招认”。
“老许初入狱时，蒙着头，不许任何人看，他脚上上了重镣，手上有铐子，不吃饭，不给他松铐子，看守把他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一人能打五人，力气大，有武功，受几十种刑都不怕，看守很畏惧。”有狱友这样回忆说。
许建业，《红岩》中的许云峰的主要原型，这位让敌人传得神乎其神的共产党重庆市委领导，到底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在此，我们稍作介绍：许建业是四川邻水县人，1920年生，原作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清等。四岁时父亲许良栋病故，剩下母亲，妹妹三人，寡妇幼子，孤苦伶仃，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