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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山从此也在我心目中变得名副其实。
还是让我们回到讲述“红岩”的真实故事上来吧——
在看完第一章后，读者自然会问：除了敌人的垂死挣扎外，我们的党还有什么责任值得反省呢？
这是显而异见的。归纳成简单的一句话是：出在党内领导干部身上的蜕变问题，最严重、最可怕！
“红岩”的整个故事应当是从《挺进报》事件开始的。
要讲《挺进报》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庆为什么有这份特殊的报纸。还得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那段历史讲起：
当时的蒋介石顽固地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依仗他所拥有的远远大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企图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此刻的蒋介石，一面积极加紧内战准备，一面又装出要和平的姿态，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打电报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重庆那是还是中国的“首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都在那里。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一行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到达重庆。
毛泽东在那里，留下了光辉的《念奴娇》。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安全回到延安后，立即警告全党：“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命令，并向国民党军各战区印发了他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彻底暴露。但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得不到。军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使蒋介石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1945年12月，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出席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正式达成停战协议。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31日闭幕。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但是，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协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决议。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
51天后的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内战。
蒋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内战，破坏民主和平，重庆的共产党组织也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严峻考验。1947年2月，国民党下令封闭中共驻上海、南京、重庆办事机构。
面对国民党的血腥镇压，重庆地下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顽强战斗，他们高扬革命气节，前仆后继，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此时中共在重庆的地下组织大体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成立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王璞同志任书记，刘国定任副书记，彭咏梧、骆安靖任委员。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东临委。三、1949年1月至重庆解放的川东特委。1946年4月13日，中共南方局迁至南京，周恩来同志宣布成立公开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封闭了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并强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回延安。重庆地下党组织突遭巨变，一度失去与上级的联系。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庆成立了“中共川东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川东临委由王璞任书记，之下，在广安设立上川东地委，王璞兼书记，骆安靖、曾霖任委员；在万县设立下川东地委，涂孝文任书记，彭咏梧任副书记，杨虞裳、唐虚谷任委员；在重庆市区设立重庆市工委，刘国定任书记，冉益智任副书记，李维嘉、许建业任委员。
1948年12月，川东临委结束。
1949年1月，中共在重庆重新成立了“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直至重庆解放结束。
在重庆这个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白色恐怖下的中共组织想继续在此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难以想象的事。因为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和各种特务机关，他们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尤其是对重庆的中共地下党工作者的镇压和屠杀更是残酷。我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工作者为了抗日救亡、为了争民主和平、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负重地开展救亡活动，忘我无私地从事革命活动，甚至常常是在无援的情况下独立地在与疯狂而强大的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对蒋管区的党建工作有四句话：“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重庆地下党就是根据这样的精神，坚持地下斗争，他们相互之间均为单线联系，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更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所有活动都是秘密进行，并随时可能被捕和被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共产党员们自觉地履行着自己的战斗责任，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二
1946年的下半年，蒋一苇、刘镕铸、陈然、吴子见（刘是党员，陈是1939年入党，1941年失去组织关系，蒋、吴是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几位同志和一些进步的青年积极分子，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学习，他们策划办一个杂志来吸引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47年元旦，一个公开的刊物《彷徨》在重庆市面上正式问世。关于这本很特别的地下党的进步刊物的创办过程，创办者之一的蒋一苇在解放后有过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抗战期间我在广西和党内的一些同志有接触，虽受他们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身份，我没有能解决组织问题。1944年，湘桂撤退时，我下决心到重庆，因为重庆有《新华日报》，可以找到党的关系。
到重庆后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介绍，我就“毛遂自荐”，写了一封万言长信，说明自己的经历和愿望，用蒋国栋的化名寄给了《新华日报》。不久，《新华日报》登了一则代邮：“国栋兄：请于×月×日来化龙桥本报编辑部一叙。”我如约前去，接见我的是林默涵，当时化名林军，是负责编《群众》周刊的。以后我每个礼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党。他还不了解我的底细，哄我说，与国民党有协议，在国统区不发展党组织，但可与他们经常联系，所以我就替《群众》周刊写稿，保持联系。这是1945年初的事。以后比较熟了，林默涵说：“你经常到化龙桥来，太危险，我另外给你介绍一个人，就不要往这里跑了。”于是把我介绍给刘光，由刘光与我联系；刘光之后是张黎群（张佛翔）；张黎群之后是周力行，直到和谈快破裂，内战实际已经打起来了，周力行决定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刚刚写好自传，周力行调到南京“军调部”去了，他走前说：“你的关系交给了张友渔同志。”等我去找张老，张老说：“你的工作关系交来了，党的组织关系，周力行没有说，也不要紧，我们马上打电报到南京去问。”没有过几天，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我和党的联系就断了。
张友渔同志说的工作关系是什么呢？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办一个刊物，叫《科学与生活》，目的是通过这个刊物来团结与联系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当时估计“和谈”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可以动员一批科学家、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去。《科学与生活》的社长严希纯，是一位秘密党员，很老的同志，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