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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为铝产量和价格担忧的时候，一行人在孙松龄的带领下进入厂区，而此时各工厂总办早就在那等着了，电解铝厂总办是昔年负责湖北味精销售处的私塾先生虞德昌（虞辉祖之侄），此人不再像之前那般胆小如鼠，打扮也不是长绸衫瓜皮帽，而是发剪短，身着工装。杨锐为池中之物，他早就看出来了，但能贵为一国之长，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在杨锐对他抱拳之前，虞德昌便开始鞠躬，大声道：“草民虞德昌见过总理大人，见过尚书大人，见过巡抚大人，见过……”
随行都是大人，虞德昌和另外几个总办都鞠躬不断，杨锐念是旧识，上前把他还有另外几个总办扶起，道：“祖隆兄，你就别鞠躬了，都是旧识，大家朋友相见即可。”杨锐此言让虞德昌身子一顿，而后杨锐再道：“祖隆兄怎么会在电解铝厂，你不是在……”
杨锐说到此忽然想道虞辉祖讲他不甚销售烦忧，转到了管理岗，而后氯碱厂便是他管理的，氯碱厂是电解，电解铝厂更是电解，难怪工部会派他来此做总办。
总理问话，虞德昌恭敬回答，理由确如杨锐所想，正是因为他以前是管电解厂的，这才派他来山西电解铝厂做总办；见过电解铝厂总办，旁边则是铝合金厂总办徐宝毓，他是徐建寅的孙子，徐华封的侄孙，早前在德国冶金实验室研究铝合金，铝合金厂初办，为了万无一失，徐华封就把他从德国请回来了，铝合金厂副总办是耿步蟾，山西灵石人，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矿业学院冶金系硕士；铝合金厂总办见过之后，最后是发动机厂总办姜立夫，浙江平阳人，此人同济大学堂应用数学系毕业，后又读管理专业，是同济第一批MBA。
和沪上轻工业园那些老轨们不同，山西这边见到的人大多是科班出身的厂长总办，便是虞德昌也入同济进修过几年，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不过此种念头在杨锐心中一闪而过，很快就释然了。沪上那些人虽然专业欠缺，但技能经验全是实践所得，更是久在商场滚打，若是能稍微进修，那格局就不一样了。
杨锐走神间，徐华封则开始向杨锐详细介绍其电解铝来。“办铝厂和办铁厂一样，诸矿距离远近很重要，孝义至交口都是铝土集中区，这一带发现铝土矿床二十一个，铝土储量两亿一千万吨，其品味不但高还能露天开采，而我们脚底下就是煤田，汾水也在近侧，设厂于此可谓是坐拥地利，得天独厚。电解生产出之铝锭，纯度可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再与电解铜融合冶炼，得出合金性能颇佳。
但难办的是纯铝可以任意切割，而铝合金则不能，它强度大，故加工不易，要想使其铸造成各种零件，则需在其固熔体热处理冷却后立即加工，此间相隔之时间必需十分迅速不可稍有延迟。因为此种合金在淬火后一小时后，即开始硬化。若是没有办法在这一小时内迅速加工，我们试验下来，则应施以温度控制，譬如在淬火之后存储于零下二十度的冰箱之中，直到加工时始行取出。”
徐华封描述的情况只让杨锐好笑，他道：“素来冶炼都是用水、油冷却的，你这怎么用起了冰箱。欧洲那些王室要是知道这海尔皇家冰箱用来冶炼加工，那肯定要气疯的。这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又为何会这样？”
杨锐感觉好笑，徐华封则很是严肃，他道：“竟成，这铝合金为何只能在零下二十度保持原状，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至于如何发现的，这还得谢谢你啊。当初把冰柜送至欧洲王室的时候，你不是说实验室也要送嘛，这就又送了几台到了实验室。当时冶金实验室对于加工此种合金头疼之极，那可是过了一小时就不好动的，诸人想来想去，后有人认为应该降温处理，这降来降去，最后把这冰箱用上了，冷冻室零下十度不够，诸人又动手将温度降至零下二十度，这才最终解决加工难题。竟成，科研难啊！每一步都太难了！不但要靠努力，还有靠运气，真是……”（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手机用户请到m。阅读。）
PS： 注：1900年铝产量为六千吨，1930年为二十七万吨；1900年价格为720美元/吨，1930为530美元/吨。来自K。格里奥特海姆，B。J。韦尔奇《铝电解技术》P4。
己卷第三十四章出息
徐华封是在感叹，杨锐只感觉他可能是在要钱，狐疑而小心的道：“工部是不是资金又不够了？”
杨锐只把徐华封问的一愣，其实他是觉得科研如登山，光努力是没用的，虽然杨锐提供了不少有用的神秘资料，但那只是方向，真正想实践成功研究出制造工艺还是要靠运气。这是他身为一个工部尚书、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想法，但杨锐的问话却又让他感觉，给工业和实验室提供资源的总理也是极为不易。对没钱的百姓没什么，对有钱的士绅来说，税务局就像强盗一般横夺民财，什么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遗产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消费税、城建税……，林林总总近二十种，不管是国外有的，还是国外没有的，都开始在国内征收，弄得士绅们常常高呼：‘复兴会万税！杨竟成万税！大中华国万税！’
好在这些税收的主要征收对象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基本不涉及佃户，也少有涉及到自耕农，加上军队、警察、税警、农兵四者在手，开国后一千多起暴力抗税皆被镇压，超过五千人被税务法庭审判，一千多人被枪决，这才把士绅抗税的风潮给压下去！在某一次新闻发布会，杨锐就此曾对中外记者转引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在大中华国，只有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谁拒绝纳税，那谁就是整个国家的敌人！
总理如此说，洋记者可以理解，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却在英文报纸说什么‘本届内阁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收税，没有之一’。洋人一鼓捣，那些身着洋装的西化分子、心怀叵测的宗社党、卖国以求救国的孙汶党就开瞎起哄，特别这些人将开国之后税赋翻倍增长之事拿出来蛊惑人心，弄得舆论哗然，国会因此也质询内阁。但税务局一份准备好的中日两国税赋对比报告扔了出去，狠狠的给了这些人一耳光。
按照中日两国政府的公开数据，神武元年日本税赋总额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四，并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这几十年。日本税赋比例都在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之间，最低者也就是神武前九年（1903）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而中华税赋总额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不及日本最低额的一半，平均额的三分之一。
国税局报告如此说，又让躲在租界的宗社党欣喜万分。新朝每年六亿多两税赋还说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五，那‘我大清’收三亿多两岂不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可还没等遗老们高兴多久，另一份报告又反手再给他们一记耳光，那就是满清时虽然最高只有三亿多两的税收，但正所谓‘明税轻、暗税重、苛捐杂税无底洞’，在满清咸丰之后，百姓实际的税赋已经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十，雍正之后也超过百分之五，只把康熙永不加赋的脸皮剥的一干二净。
因为租界的存在，宣传战线的斗争是丰富多样的。也因为士绅的抗税和走私的泛滥，这两年国税局每天都有税警殉国，死的人不必打仗少多少。徐华封想到这些事情，忽然感觉杨锐这个总理也难，他拉着杨锐的肩头道：“难啊！都难啊！”
“我们只是难，但再难也没有百姓苦！”徐华封想着大家都难，但坐在总理位置上的杨锐却知道百姓的境况到底如何：住窝棚的、一家只有一件体面衣裳，裤子要轮着穿的、春夏之交吃野菜的、喜宴上只见木鱼不见真鱼的、因为怕养不活女孩溺死、男孩卖掉的……百姓真是太穷了。要从这些人手里收税，国税局的税务员很多上班一日就辞职，有些会员更直接给杨锐上书。说百姓太苦，去收税实在于心不忍。杨锐无奈之下只有写了一份公开信，告诫诸人如果不收税，那一定还有有马关之耻、辛丑之痛。到时候赔款就不是两亿、四亿五了，而是要赔十亿甚至是二十亿。
“华封先生，百姓扣牙缝的钱都被我们拿来建国有企业，要是往后那个王八蛋要搞什么国企私有化，或是中饱私囊，我杨竟成第一个毙了他！”杨锐想着后世种种。牙齿不由咬的咯咯直响，杀气腾腾。平心而论，他是一个愤青，而之所以愤，便是因为见不得不平之事，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