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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刚把讲习所的的主要课程讲完，钟观光便问道：“这些课程能在三个月里讲完吗？还有，在沪上军训可以，在乡镇可以军训吗？”
“可以，很多课程的课时很简短，比如三农问题，只有大概二十个课时就讲完了，所有的课程，加起来不会超过五百个课时，三个月九十天，减去半个月军训，也还有七十五天，以每天八节课算，六十多天就够了，剩余十二天作为休息时间，另外这只是对于识字会员的培训课程，对于农民的培训则将做很大的删减。至于军训问题，在沪上以外，打枪虽是被禁止，但是操练是可以的，军训的目的是所有学员正规化、纪律化。”杨锐回答完钟观光的问题，见诸人没有疑问，则继续往下讲：
“农民讲习所的是培养农运干部，这些干部最终将在各地建立农会，现在的农村本来就有很多会，只要有好处，他们并不会有什么排斥。而合格的农会干部，最初以改进农技、增产增收为目的接触农民，而后，以抗拒官府的各种捐税、抵制衙役典史士绅的各种敲诈勒索团结农民，最后，当农会建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改善和提高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平。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一般都存在严重的地主和佃户的对立，增产增收不提，抗捐斗官也不提，一旦涉及减租减息，那么就会引来士绅勾结官府的报复，在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自然而然会发展到杀土豪分田地的地步，这些地方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也是日后我们发动举义的策源地；而在其他大部分地区，根据地是无法建立的，这些地方只有农会，只会用合法或者较为合法的手段为农民争取利益。”
“这些地方有：大行山、燕山地区，这些地方本来就有不少土匪，我们要做的就是收编这些土匪；鲁西北地区，也就是沂蒙山区，还有鲁西南地区；豫西南地区；陕北以及陕西南地区；大别山地区；赣东北地区；赣东南、闽西南地区；粤西北地区；广西本来是很好的割据之地，但是可惜我们没有……”
杨锐没在地图里说一个地方，在座的诸人心中都是一跳，最后忍不住的徐华峰道：“竟成，这么多地方，都是要杀士绅才能占的吗？不杀人，少杀人行不行？”
徐华峰向来少有在会务大事上发言，这次终于忍不住出声了。普通的那些只增产增收、抗捐斗官的农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反对，反而完全支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惜民、民本思想，要他们接受和支持农会不难；但是根据地就不行了，根据地的斗争是剧烈的，虽然严州那边只对民愤极大的地主进行清理，但随着后期满清围剿的加剧，军政府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加强对根据地的控制，在这种加强中，士绅的田地财产自然就会受到损失，这是斗争的必然，不是个人意志能转移的。
看着其他诸人的目光也带着询问的意思，杨锐本想大义凛然的说：‘我们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凡是和农民利益有冲突的都要打倒’，但想来这种只有革命气概，毫无理性人性的言语只会加深自己和其他诸人的反感，他沉默了良久，才道：
“华峰先生想的也是我想的，但是杀土豪分田地的本意不是杀人，也不在分田，如果地主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家产无偿的交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斗争了？显然不是！即使地主把地契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也决不能要！因为这样就没有斗争的必要了，既然没有斗争，那我们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历朝的造反，都是带着农民杀官杀地主，然后呢，等着官兵杀农民，这样一来一回，剩下的那些农民就不得不团结在造反者周围。有一个词叫裹挟，就是说造反的杀官杀地主的时候，农民被拉去旁观；而当官兵杀回来的时候，这些农民惊慌之余又被拉着逃跑，这样一看一跑，不是匪也会被当作匪。所以，杀不杀人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不是农民有没有被发动起来，如果发动了农民，杀人与否未必重要。不过，农民一旦激动起来，情绪失控会难免的，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杀人难免，但情绪失控对我们控制农会也不利，这种情况会有，但是少。再说过来，如果不是地主佃户对立严重的地区，我们也就无法发动农民，严州那边就有这样的情况，要打一个土豪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反对，说这个地主为人好、行善多，最后那个地主杀猪出谷给大家吃了一顿就了事了。”
杨锐啰嗦了一大堆，徐华峰听到他说‘杀人不杀人不是关键’就松了一口气，而钟观光却问道：“这么说来，革命成功之后就不要再杀土豪分田地了？”
“革命成功以后，农会就会变成我们在各地的行政组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杀土豪了，至于分田地还是要的，只有每个人温饱都有保障，那社会才能稳定，经济也才能发展。”杨锐朝钟观光看了一眼，他明白他这是在帮自己，点名杀土豪只存在于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内，而不是全国范围，根据地虽然有不少，但是每块根据地最多也就一个府，三四个县了不起。如此算来，三、四十个县，半个省的面积还不到。
“我同意竟成的主张，农会只是帮雇工助农户的组织，这个我想诸君不会反对吧？”章太炎出声问道，他见诸人都点头，又道：“根据地做法我亦赞同，既要革命就必定要流血，不光要流我们的，满清，百姓的也得留，历来造反，死人千万，而现在军政府不流窜，就少有破坏，更不会乱杀，如此革命亦算平和了。不过，军政府每一次杀人都必需要审判，有罪的杀之不为过，无罪的还是不能妄杀。”
‘耕者有其田’是章太炎一直提倡的，‘专以法律为治’也是他主张的，他的支持杨锐不出意外，不过根据地里的农民运动，哪能完全用法律束缚得了的。他摇头道：“还是定指标吧，根据实际情况定一个死亡人数，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至地主于死地，而是要让农民学会斗争，这种学习中，搞不好激动起来的农就会把地主打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不过，这些都是细节，关键是根据地要存活下来。革命很多时候无法人道，也不可能完全理智，但有农民讲习所出来的干部，可以保证这种运动最终不会是义和团，也不会是洪杨之乱。”
杨锐的话说完，诸人沉默之后便让杨锐继续说下文，其实大致的计划都说完了，剩下的只是策略的可行性问题了。他道：“计划的可行性分成面，一面是农民会不会响应，另一面官府会不会禁止。我们先说农民相应的问题，”说到这里，杨锐看向一直在做记录的俞子夷，道：“这还是让秉遒来介绍吧。”
俞子夷闻言站起身，然后拿出一份事先装备好的稿纸念了起来，“这是前一个月，我们在报纸上收集到各地的民变信息，因为各大报馆的记者并不一定深入全国各县，所以这些信息是不全面的。”俞子夷解释之后，清清嗓子开始念下文：
“初二日，江西余干县黄花墩等地数千人反对开办白土统捐，次日又有千余人参加，时报；
初三日，沪上城厢内外皮箱业工人聚医，要求增加工资，时报；
同日，沪上英租界水木作工人罢工，要求加资，时报；
同日，安徽歙县百姓捣毁潈川学堂，并波及学堂总办士绅罗某房屋，以反对学堂捐，汇报；
初五日，浙江仁和县塘栖镇农民聚众拆毁学堂，汇报；
初七日，湖北薪州有百姓暴动，东方杂志；
同日，奉天辽东半岛貔子窝（今大连）马贼攻抢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