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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贵族革命党”时所用的话，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如将贵族替换成“高种姓的革命者”，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僧侣、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
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英属印度的境内，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一边继续进行“和平闹事”，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立建国。另一边，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却东、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在打击印共一事上，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
“被英国人殖民，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被布尔什维克解放，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
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
在宣传上，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力首脑，五花八门的各类党派，已经不再象1940年中苏两家打到印度边境时那般狂热，反而是异常冷静地坚决站在英国殖民政府这边，对着中苏两国大肆指责，指责他们“分裂印度”，无耻的“强盗和流氓”。
1940年后，英国殖民政府加大了对控制区内印共的打击力度，在过这程中，印度国内的许多党派和英国人暗中通气，提供情报，印共在英属印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当然，这些印度的诸多党派，倒也有聪明人，懂得玩两面三刀的把戏。他们和英国人的合作打击印共，不少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象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作为印度最大的党派，他们一方面和英国人暗中联系泄露印共的活动情，另一方面却也偷偷地联系苏联人和中国，而自身在印度表面，却摆出不发一言的伪中立嘴脸。
不过这些党派的两面三刀的嘴脸，很快通过阿尔托利娅传到了林汉这边，然后又传到中方那边。
中方上层本来还存在着一些天真的“国际主义人士”，但在拿到林汉传来的情报，看清了印度这伙人的嘴脸之后，哪怕是再天真的“国际主义人士”，也被刺激得愤怒起来。
印度境内各大分离主义政党的嘴脸和本质，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全看在眼里，他们也顺势推波助澜。让人在当地上层中炒作“布尔什维克瘟疫威胁论”，令印度各地的土邦政权因为抗拒和恐惧“赤化”而不敢脱离英国政府的保护。1940年休战之时，受到美国的威胁，加上战争中损失惨重，英国人在印度的控制力一度降低到最低的冰点，但是他们还是撑了过来，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度当地的中层和上层，害怕独立后失去英国的保护，让东边和西边的红色势力入侵变色而失去一切。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上，印度中上层阶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
一年战争结束后，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英国人为了增强对印度的控制力，打着“反对布什维克化”的旗号，在印度组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
这支所谓的“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其本质上，和苏联建国战争时的“白军”差不多，其大部都是由印度各个土邦的头领提供资金，英国人提供武器和军官，组建的目的，就是一旦中苏两家再度对印度发动战争时，就由支同盟军顶到前线去当炮灰。
这是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英国人在战后三年里采取的应对方针。
而阿尔托出现后，意识到其“神使”的身份，通过宗教给印度洗脑的巨大好处后，英国官方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从1935年起，英国人在中国就遭遇了红色中国的士兵。
在那场战争中，英国战败，最后被迫灰溜溜地滚出了中国。战争过程中，那些“红色布尔什维克”在战场的英勇无畏的作战意志，尤其是在舟山群岛上的苦苦坚持了一年游击战，伤亡超过七成却不肯投降，最后以胜利者身份离开的中方游击队员，给英国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狂战士”，这是战后英国参战军人给对手打出的评价。
英国人对布尔什维克那一套理论的理解比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深，他们在宣传上攻击对手时，就很爱用这是一支“宗教式狂热的军队”。
虽然英国政府这么“宗教式军队”攻击对手，但实则心里充满了酸溜溜的味道，他们心里也很想建立一支类似的军队。
著名的“英奸”丘吉尔在曾在战争期间说过一句很无耻的话：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死光之前，大英帝国都不会与德国和谈。
印度有两亿人口，由印度征召的殖民地军队是英国陆军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印度阿三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南亚次大陆这片大陆的民风实在太不够尚武了，根本就不是“战斗的民族”——如果足够尚武，就不至于几千年的历史，只要异族打进来，总能轻易地征服他们，谁都可过来上他们。
英国政府最大的梦想就是，只要从这两亿人口中征得的士兵，能拥有廓尔喀的士兵一样的作战意志，那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就永远不落。廓尔喀人，是印度人中战斗力最强的民族，由该族征得的士兵战斗意志很让英国人满意，唯一遗憾的是该族的人口不多，能征得的兵源有限。
除了廓尔喀人外，印度这儿的其他民族，其战斗力普遍可以用战五渣来形容。以至于一年战争中，在面对中苏两家的东西围攻中，英国空有两亿兵源的殖民地和主场优势，却无力组织起强力的军队对抗。
阿尔托利娅出现后，英国人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
英国官方的一个“奇思妙想”就是，借助阿尔托利娅的“神使”，组建一支“宗教化”的殖民地军队。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作战意志不成问题，是极好用的炮灰。
在埃及传教成功后，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英国政府想通过她，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
第471章荣誉布列塔尼亚人和圣战士
哈里生于印度中部安得拉邦一个名叫瓦里维杜的小村庄，该村有200多户人家。这些人家被一堵墙从中隔开，这堵墙虽然不是很高，也不是很整齐，但它发挥着当年“柏林墙”的作用。墙左右半公里都是空地，作为墙两边人们交往的“缓冲地带”。住在墙南边的人家属于高种姓“婆罗门”，住在墙北边的人家属于“贱民”。哈里博士就出生在墙北边。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社会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为第三种姓，经营商业贸易；首陀罗为第四种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被高种姓当作奴隶来用。
四大种姓之外，还有很多印度人，他们连成为首陀罗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被称做“阿丘得”，意思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洁的，谁要是接触了他们，即便是接触了他们的身影，谁便会受到玷污。最好连想都不要想，一想，脑子便被污染了。
在英属印度，贱民的总数约占人口比例的百分十五，在印度，贱民宁愿叫自己为“达利特”，意思是受压迫的人。
哈里从小就极其痛恨印度罪恶的种姓制度，由于种姓是世袭的，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哈里便注定是一个贱民。他从小耳闻目睹达利特人遭受的社会压迫。高种姓的人之所以让他们住在北边，是因为风经常从南向北刮，河里的水也是从南往北流，这样高种姓的人就感觉自己的生活环境不会被污染。
“村子里的一切资源，包括土地和水，都属于高种姓家族，我们达利特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无尽的屈辱。”
达利特人能做的只是扫大街、扫厕所和处理动物尸体。不洁的工作更加重了人们对达利特人不洁的印象，高种姓人躲避达利特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他们不能去村里的寺庙祈祷，也不能到公共水井去挑水。不仅如此，为了与高种姓人保持距离，他们还要在口里含一个口哨，不断吹着，提醒他们及早躲避，另外还要在屁股上绑一片很大的能拖到地面的棕榈树叶，及时清扫走过的脚印。
对于印度的“达利特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