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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伦敦条约》签定后，日本海军打着“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借口，计划逐步地加强在上海的兵力和实力，只是在这期间却受到了英国人的强烈反对，主要原因还是“卡莱尔事件”的后续发酵。
卡莱尔号沉没后，英国人花了大力气进行事件调查，最后确认船上的黄金全部不翼而飞。很明显，这不是一起意外，而是一起很有针对性的袭击事件。而肇事者的目标就是船上的那三十五吨黄金。
就算是不为了三十五吨黄金的下落，英国政府也必须给船上的那数百名水兵的家属一个交待。
谁会是最大的嫌疑人？谁会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
有能力在太平洋里给英国人搅事，并在极短的时间打捞起几十吨黄金跑路的势力，在太平洋里只有两家：一家是美国，一家是日本，而日本的嫌疑更大。
东北事变前后，林汉不遗余力地通过英美媒体，向英美两国的人民“普及”日本文化，告诉他们什么叫“独走”，什么叫“下克上”，为此还特地匿名写了一本名为《菊与刀》的书在英美出版。该书是林汉抄袭后世的同名作品，加上林汉自己通过网络对二战期日本国情、政治结构的理解，渗杂他个人的私货写进书中，其内容无非是用暗喻的手法向白种人灌输日本威胁论。该书在英美销量不错，更成为英美两国中关注日本问题的政客的必读物。
卡莱尔号事件后，英国人就盯上了日本，他们严重怀疑卡莱尔号事件是日本人所为，对于日本在长江三角地带伸手的行为更是极为警惕。无论是1933年还是1934年，哪怕是塘鹅号事件后，日本人“好心”地向英国政府提出愿意“帮助”解决中国南方“布尔什维克”化问题时，都被英国人“委婉”地回绝。
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大英帝国的政客们在这一点上还是相当清醒的。而后英国人更联合美国人，在租界驻军问题上施加压力，限制日本在上海驻军人数的扩充。
1935年后，五月底，红军发动全面攻击，南京国民政府不到半个月就被红军打垮到几乎要灭亡的边缘，英国人这边才匆匆忙忙地想到了“日本友人”的帮助，在这事上松了口，只是时间已是六月十日以后的事了，时间也已经来不及了。
面对突发事件，任何政府的反应都是有迟效性的，无论英、日政府都不例外。
日本人对插手南中国的事务，本来早有准备，鹿儿岛的仓库里囤积的军火就是为此准备的。但是林汉的那一炸，港口设施全毁，不但军火库被炸，连附近的贮油罐也被波及，燃起了冲天大火，整个港口完全报废，短时间内无法使用。
由于鹿儿港事件，更引起日本冈田启介内阁的倒台。旧内阁和新内阁的交接过程中，各方为了权力互相扯皮，对中国的关注度暂时下降，又白白浪费了几天的时间。而这几天，正是红军发动全面攻势的关键时刻。
等日本政府处理好上层的权力交接，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的时候，时间已是六月八日以后的事了。但这个时候，南京国民政府的崩盘速度，已快得出乎所有国家的预料。
鹿儿岛的军火库存被毁，令日本人事前的准备全部泡汤，等他们重新协调好准备好，时间已是六月十一日。原计划是六月十三日后从长崎出发，派出第一波共计三千鬼子兵打着协防上海的名义强行进驻上海的，然而在十二日这天天皇全家遇刺，日本高层震动，统治派和皇道派的矛盾再起，日本的海、陆两军又被迫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国内。
虽然天皇一家被林汉灭门，日本国内倒也不缺“天皇继承人”，但最大的问题却是，推谁上台好？日本的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矛盾重重，海军和陆军的矛盾，统制派和皇道派的矛盾，一直都纠缠着日本。
从前天皇在时，有这个裁仲者在时，双方勉强还能维持表面上的相安无事，现在天皇一去，捧什么样的人登上天皇的位置，就成日本国内各派争夺的大问题。在这关键的时候，原本要被派往上海的“中国派遣军”，也就因为上层的权力斗争，被半途扣了下来以用于国内的争权夺利，短时间内本土不大可能派出军队。至于台湾驻军方面，由于先前任务分配有异，原计划是和上海方面同时行动。当时台湾的驻军和舰队目光都盯着一海之隔的福建，到现在还没有想到要赶到上海。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天皇的遇刺，造成了日本海军方面的协调混乱，因为上层的心思现在全放在国内争权夺利上了。
天皇全家暴亡对日本政治结构造成的冲击和破坏，现在才刚刚开始，在其选出新的天皇，重新稳定下来之前，日本内部先会有一场很精彩龙争虎斗式的内乱，只是这种内乱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林汉自己也无法确定。
日本人因为天皇遇刺而内部混乱不堪，在这要命的关键时刻，南方的红军已兵临上海城下。当地心怀不轨的日本人在得不到本土有力支援的情况下，现在只能靠在内部挖潜自救以拖延时间。
不过这两年，日本人虽然无法公开增加驻上海的殖民军人数，但背地里小动作却不断。其位于四川北路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本驻上海租界部队的总部。这里用防炮钢板进行加固，使之成为一座非常坚固的作战堡垒。
除此之外，在公共租界东区与越界筑路的虹口，从汇山码头往东，直到虬江码头的沿江地带，日本军方都建有碉堡式的房屋。在杨树浦、江湾等地。日本人的学校、工厂中到处设有堡垒化的军事据点，在坚固的水泥屋顶上，随时可以架设大炮与机关枪。而这些军械在平时就藏于地下室内。简单地说，日本人将日租界这儿要塞化了。
在二战时，打这种要塞化的城市，无论哪个国家都是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关于这种情况，林汉早有准备。而身为德国舰魂存在的汉娜，对二战时发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和柏林战役的绞肉战争同样印象深刻，她知道这种地方的战斗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在林汉的要求下，德国方面根据一战凡尔登战役的经验，加上汉娜提供的二战列宁格勒、斯大宁格勒两战的经验教训，专门研制了一批用于巷战的重武器送进苏区，现在这批装备都在运往上海的路上。
而红军上层，经林汉的提醒，也对发动上海战役拥有足够深刻的心理准备。南方红军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两年和炮党的战争实在过于地“顺利”，部队缺少打硬仗和打狠仗的经验。
“顺风仗打得太多，也不是一种好事。”
李润石和红军上层的军官非常明白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冬季里，红军一边扩军一边继续进行着大练兵，不光是在战斗技能方面练兵，中下层军官的思想，也进行了一番的“整风”教育。六月的战争开始之前，红军内部已通过思想“整风”，告诉每一个中下层军官乃至普通士兵，在1935年的战争中，红军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南京国民政府这条烂死蛇，而是比他凶残百倍的帝国主义干涉军。
1935年在开战前，红军上下已经做好了打“外战”的心理准备。
为了红军在未来的战斗中能更顺利地拿下租界，从前李华梅在这里时已收集了当地大量的情报资料，绘制的地图甚至详细到每一间屋子的地步。林汉身着在日本常见的浪人服，在日本人租界区转了转，确定这里的布局和从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间受到了两次盘查，不过当林汉开口，满嘴的京都口音的日语的掩护下，很轻易就过关了。
日租界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公共租界的情况稍好些，英国人只是在租界入口处加上了一道路障，马路上多了一些背枪的印度阿三，过度自信的英国人到现在还认为红军没有胆对英国租界动手，这里仅仅只是街上的警卫比从前多了。
英国人把阻止红军占领上海的希望，大半放在了外交谈判和对红军的军事恐吓上。林汉可以想象出，现在英国人在汉口代办处的英方代表，一定踩破了红军位于武汉总部的门槛，各种“老牌帝国主义式的恐吓”肯定是少不了的。不过通过林汉了解到大英帝国虚弱的红军上层并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在上海，另一家处于如临大敌状态的，是当地著名的万国商团这一武装势力，其总兵力在二千人左右。
万国商团是1853年英美等国以保护侨民为名组织了上海义勇队，后称万国商团，成为租界当局的一支准军事化武装，担当了维护租界当局统治的角色。随后历年扩军，其最高指挥机构为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名，副总司令若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