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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有选择吗？”
他耸耸肩：“很遗憾。没有。”
“我的孩子呢？”
“我们会处理。”
“处理？”
“我们会把他带回美国接受先进的教育，他这么小，不能因为一个纳粹战犯父亲就也走上那样的不归路。”
所谓处理，从小洗脑而已。
我说，他还在哺乳期。
他说，美国的奶粉很好。
我不得不安静地、默默地承受。这些美国人，不顾任何人的意愿决定他们认为正确的一切，带着优越和施舍。在他们面前，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被俘
当初做反间谍工作的时候辣手摧花的举动害了我。我是党卫军，本来待遇就比国防军差很多，但是最悲惨的是，那些我杀掉的美女间谍的老相好都来找我作对了。他们都知道我是从非洲回来的，回来之后驻守在巴黎哪里都没去过，但是他们把我按在水桶里灌水，快要淹死的时候捞出来，问我希特勒现在藏身在何处，问我柏林的守军如何部署。
我说，我既不是他的亲信，也不是他的老婆，他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告诉我？
迎接我的是新一轮的灌水。
这伎俩我是熟悉的，当初做刑讯的时候我是用过的，犯人要么在绝望中开口，要么在绝望中死去。
我几乎以为我也难逃此劫。
最后我还是活着出了刑讯室。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招待我的是一场“巧克力盛宴”，所有的食物从早到晚都是巧克力，就连饮料都是放得冰凉的热巧克力，下面粘糊糊一层，上面黑乎乎一片。
到最后完全是求生的本能支撑着我把那黑乎乎的条状物扔进嘴里吃掉的，吃太多巧克力让我消化不良，每次打嗝嗅到那种可可味，我就有一种呕吐的冲动。
本来我的肺部就有旧伤，加上这次被灌水逼供，每天要么咳嗽个不停，要么发出拉风箱一样的声音。守在门口的黑人士兵都有点听不下去，躲远了。如果不是知道外面还有其他重兵把守，这几乎是绝妙的逃跑的机会。
最后在我的抗议下我得到了一个美国医生的治疗。医生说我旧伤发作，而且营养不良，如果再继续天天吃巧克力没多久就会死去。也许是更高层的长官觉得我还有用，又或者是惦记着日内瓦公约。总之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吃到了面包和蔬菜，还有一点肉。
我忽然觉得，拒绝向法国人投降而选择了美国人，真的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那么聪明的决定。
时光仿佛停止了。我每天看到有人打开门，都不知道是来给我送饭，还是把我拉出去枪毙。监狱的窗户又高又小，只能偶尔给我带来一点阳光。但是这一点阳光都是奢侈而美好的。
守门的黑人士兵还算和气，没有没收我的照片。一有阳光，我就到下面去看我和南拥吻的画面，好像回到了烈日炎炎的非洲。那个时候我们多么幸福啊！
外界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只能趁送饭的时候小心地和黑人士兵套近乎，了解一点情况。虽然败势已经无可挽回，德军还是在死扛。其实如果不是受到卡纳里斯将军领导，如果不是看见了隆美尔元帅的犹豫，如果不是听了南无意间一语道破的真相，也许我也还在战线上负隅顽抗。这是党卫军的信条：“吾之忠诚即荣耀。”
希特勒想出了“焦土政策”，想要整个德国给他陪葬。
疯子。
为什么要去打苏联。
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优秀的军人到战场上为了他的野心前赴后继地死去。
西尔维死去了，太多人都死去了。
那个时候，希特勒说“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作战不力，有辱他的威名，配不上这个名字。
旗队的指挥员派普把一只夜壶绑在了旗队的标识上，想要邮寄给希特勒，我们所有人一起拦着他才阻止了他这找死的举动。
我觉得，其实顶着这样一个疑似夜壶的名字作战，派普和他的部下才是最冤枉的。
不是我对德国不忠诚。不是我不爱我的国家。
而是为了一个疯子葬送德国，不值得。
为了这个疯子死去，我都觉得，我不值得。
当初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如果成功了，又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大概用处不大。
那不只是希特勒，那是他所有的信徒，所有向对待宗教一样虔诚相信他的所有的人们，所有被以他的名义培养大的铁血的党卫军人，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不过也许有用。
也许德国会乱起来，但是我们会从苏联撤兵，我们会和美国交好，会放弃那些打下来也没有人去驻守的土地。
德国还是德意志。我们有强大的军工，我们有最优秀的军人，我们消灭了失业。
当初希特勒所做的这些，让我们开始了对他的信仰。
也正是这信仰，让我们跟着他一起把理智葬送，直到今天节节败退成为了阶下囚的局面。
德国，成也希特勒，败也希特勒。
其实这个奥地利人何曾真的爱德国。他爱的是他的种族主义，他爱的是他自己。
只是我现在明白这些，又有什么用处呢。
我守在牢房四四方方的屋子里，可以用手掌来丈量我的容身之地，每天有两次有人来和我说话，一次是送饭，一次是倒夜香。
每天在阳光下看，使我的照片有些发黄。
我很心疼，再不把它拿到阳光下去看，只是借着阴天里的微光细细抚摸。
如果我还剩下什么信仰。
如果我还有什么一定要达成的信念。
那就是活下去。
活下去，去看南，去找回我们的孩子。
我曾有过那样明媚的记忆。
我曾有过爱。
遇袭
其实送我回去虽然决定了，可是怎么送是个问题。本来打算让我和美军驻中国的空降部队把我带过去，可是另一个官员当着我的面反驳道：“如果你想让她死，最好现在就给她一个枪子，而不是耗费几吨燃料，飞越喜马拉雅山，把她送过去和跳伞部队一起摔成肉饼。”
提出此建议的美国人铁青着脸瞪了他一眼，说：“那怎么办？走海路？飞越太平洋？”
另一个说：“干嘛不干脆把她交给苏联人？斯大林承诺打赢了德国之后要去支援中国，反正在东边苏联也在和日本人僵持，让她跟着苏联的坦克车去日本多好？”
“她英语很好，也许可以做个翻译。”
“哦，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翻译还是就地找比较好，这样千里迢迢运过去耗费太大了。”
最后这几个美国人炒了几句嘴，决定了我的命运：被移交给苏联方面遣送回国。审问我的那个美国人对我有一点好感，就提醒我：“到了苏联人手里，说话小心一点，德国人和苏联结怨很深，你又是德国人的情人。如果苏联士兵对你做了什么，事后记得要点吃的，他们一般都会给的。”
意识到他话的真正含义，我不寒而栗。
本来兰茨告诉我，如果被捕，说自己是被强迫的，我是不愿意的。但是被移交给苏联人以后，我确实这么说了。他们半信半疑，但是看到我唯唯诺诺的样子，觉得我很软弱，耸耸肩把我扔在了一边，没有做什么多余的事情。幸好负责押送我回国的苏联士兵显然不喜欢我这种女人，而看到如花一般美艳的人高马大的苏联美人，我也很快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货色他大概确实看不上眼，多少松了一口气。我几经转手，搭乘向东的顺风车，一路回国。沿途磕磕绊绊学了一些简单的俄语，最后基本上可以沟通了。
忽然意识到我在兰茨身边四年，竟然没学会几句德语，兰茨一直和我讲英语，是多么宠溺我啊！
虽然每时每刻都想冲回去看看兰茨怎么样了，但是我还是很乖觉地作出思乡心切归心似箭的样子。我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犯人。所幸苏联人很单纯，那些搭载我回家的俄国大叔大婶对待我像孩子一样。
我心里有的时候会感到一丝愧疚，但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哪有那么简单呢，难道德国和苏联打仗是我下的命令么？
想到这里，我也释然了。
我们要穿过东北的深山老林，进入中国。经过这一路上的相处，最后负责押送我过境的两个俄国姑娘已经对我消除了戒心，毕竟我对日本人的仇恨不是装出来的，我给她们讲日本人在南京的所作所为，她们也一样咬牙切齿。我们需要穿过一个日本人的据点，把我交给当地的土八路。几个美丽的姑娘还另外有任务，但是这肯定不会告诉我。我也没傻到一起聊几句天就把自己当成自己人。那是机密。
经过鬼子岗哨的时候，我们都屏息静气，穿着雪衣，悄悄在树林里穿行。事实上我从来没遇见过这么冷的冬天。我忽然想到兰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