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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话吗？”
“阿玛，我知道，这是杀头的罪！”
“孩子，知道就好，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打心眼里不愿当这个兵。可是有什么办法呀，咱总不能让全屯的人陪咱家掉脑袋吧！”
大伙也都说：“没办法呀，孩子，家里你放心，我们大家照看着。”
我一想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抹亮我就起来了，把水缸挑满，又劈了一堆柴火。
额娘拉着我的手说：“老二呀，你这回离开了爹娘，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咱是正经人家的孩子，可不能干那伤天害理的事，更不能帮日本人杀咱自己的人哪！”
“额娘你放心，我也不是小孩了，咋回事我知道。”
“知道就好，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额娘对你放心。”
走的时候，全屯的人一直把我送到了大西岗。我和双岭子屯的两个人走得快没影啦，回头一瞅，屯里的人还没有散去。
我们到了溪浪河镇后，随其他的入伍青年经县城到了吉林市，然后坐军用车专列到了奉天（即沈阳），又坐汽车到了新兵训练所。
那时候奉天的新兵训练所，就在过去张作霖部队的老营房——北大营。
“北大营”那时候一抹是青砖青瓦的长堂房，每堂房都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里分布着士兵的宿舍。每间宿舍里两铺大火炕，住着二十余名士兵。房子外的四围是两丈余高的大青砖墙，上面拉满了电网。每隔五十米一个炮楼，上面站着日本兵，端着枪凶神恶煞般地注视着院里的每一个角落。一进新兵训练所的大门，就给人一种进了监狱的感觉，心里头毛的学的（毛骨悚然）。
那时候，日本人为了把“青年义勇军”训练成他们的帮凶，全部采用日本军队的训练方法。“青年义勇军”也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伪满洲国政府军，老百姓们管他们叫“国兵”。
到了新兵训练所后，当天下午就开始登记、换军装和分配兵种。登记的时候，一个日本少佐看到我的登记表上填着文化程度是“四年小学”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的文化有，大大的好。中国的老百姓，愚昧的，书的不念，出息的没有！你的汽车的干活。”主管分配的两个日本兵听他这么一说，就把我分配到汽车中队。我的两个同乡因为没有文化则被分配到步兵大队。
在满洲国国兵部队里，技术兵种和步兵大队在待遇上有一定区别。步兵大队的伙食，除了逢年过节外，几乎全是高粱米饭，菜也是没油拉水的。而我们汽车兵中队每月都能吃上几顿细粮，有时菜里还有点荤腥。我的两个老乡眼馋说：“还是念过书的好啊，我们要是念上几天书，不也当上了汽车兵？
奉天城里的新兵训练所，实际上就是一座人间地狱，日本教官拿中国士兵根本不当人看待。我所在的汽车中队有五名教官，一个比一个邪乎。其中有两个最不是东西，这两人一个叫川岛四郎，长得粗古囵墩，满脸横肉，一对三角眼睛，闪着狡猾的凶光，总往中国士兵的身上瞄，挑你的毛病；另一个叫渡边，长着细高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上有几颗浅皮麻子，长瓜脸、大眼睛，鼻子下留着一撮“卫生胡”。这个人瞅起来文文静静的，实际上心狠手辣坏点子最多。这俩家伙天天提着竹剑，新兵们可吃尽了他们的苦头。
新兵训练的第一个项目是学日语。日本教官说：“满洲国是大日本的附属国，满洲国的人将来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满洲国的部队将来都是皇军部队，因此，部队上的士兵必须学会日语。”日本教官规定，新兵在入伍一个礼拜后，必须学会简单的日语对话，在军营内不准讲中国话。这一下可苦了那些没有文化的新兵了。
有一个姓杜的新兵，家是榆树县大坡镇的人，入伍那一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因为家中七十多岁的母亲有病没钱医治，他顶替了本村一个姓刘的大户人家的孩子来当兵。学日语对他这个一天书没念过的半大老爷们来讲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他的打真没少挨，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晚间回到宿舍睡觉的时候，在梦中还疼得直哼哼。
我看他被日本教官打得怪可怜的样子，就告诉他：“学日本话不能死记硬背，你用咱们话仿音，学得就能快一点。比如，日本人把吃叫‘咪西’，咱们的米就是干的，这回你把他反过来，把米记成是稀的就可以了。”
他说：“我这个人哪就是笨，到现在我连一句都没学会，刚刚背会点，一到教官跟前叫他们一喝呼啥都忘了。细想起来挨打也应该，谁叫咱这么笨来的？”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官提问他：“杜的，你的说吃的怎么讲？”
他站起来后，憋得脖粗脸红想不起来，我在他后边小声说“稀”，他忽然想了起来，说“稀咪”。
日本教官气得哭笑不得：“杜的，你的猪一样！”
当天下午就把他调到了步兵大队。
中队里还有一个新兵是蛟河县人，说话有点结巴。有一次川岛问他“准备好了吗”，要他用日语问答。他呜噜半天也说不明白，越着急越结巴，被川岛左右开弓一通大嘴巴打得鼻口窜血，还关了三天的禁闭，原因是川岛打他的时候躲了一下。
日本教官打人的时候有个规矩，打你的时候不许躲，越躲越揍。他们说：“大日本的军队武士道精神，死的不怕，挨打的更是不怕。怕打的胆小鬼的干活，军人的不是！”日本教官最恨胆小鬼的人，一旦他对你有了这种印象那你就倒了大霉。就是这个“结巴”，解除了禁闭后，每天宿舍的卫生和厕所的打扫都由他来干，而且干不好又得挨打。
在国兵的队伍里，打人那是家常便饭。日本人打中国人，当官的打士兵，老兵打新兵。新兵不光挨打，有时到街里也可以打警察。这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时间长了也就不足为怪。
日本教官训练中国士兵没有别的办法，张嘴就是“中国人猪的一样，八格牙路”，闭嘴就是打嘴巴子。有时嫌自己的手痛，就改用竹剑抽。
开始时，我一连挨了三次打。
第一次是因为绑腿的腿花打错了。进新兵训练所的第一天，日本教官就宣布清早起床在10分钟内，要完成着装、叠被、洗脸、刷牙等一整套程序，而且被要叠得四棱四角，鞋带和绑腿要打得规规整整，绑腿的结必须上下成一条线。
第二天早上，起床哨一响，宿舍里就乱了套。新兵们不是鞋穿差了，就是衣服穿错了。我的动作还是比较快的，没出什么差错基本就把这套程序做完了。出屋哨一响，我第一个跑出了屋门。门口站着川岛和渡边，这两个人每人拿着一把竹剑，像庙门里的哼哈二将一样，挨个检查新兵们的着装。
那天早上，我以为自己穿的挺利索，胸有成竹地跑到了门口。他们俩别的倒没说什么，川岛用手中的竹剑一指我的绑腿，我低头一瞅，心“咯噔”一下，只见小腿上的绑腿打得七扭八歪，结花根本就不在一条线上。渡边不容分说抡起竹剑照我的肩膀“啪啪”就是两下，打得我肩膀火烧火燎地痛。
其他的人情况还不如我，有的衣服穿得歪歪扭扭，扣子都扣差了，有的绑腿子和鞋带当啷挺老长；还有的连帽子都忘戴了。再往屋里一瞅，这宿舍造得乱七八糟，被呼叠到一半就扔在炕上，脸盆、牙具扔得哪都是，把川岛和渡边气得脸都变了色。出来一个打一个，把他俩累得满脸都是汗。
后来全队集合，分成两行面对面地站着。川岛说：“你们的猪的一样，打起仗来这个样子统统死拉死拉的，为了叫你们增加速度，现在开始互相‘三宾’（打嘴巴子）的给。”在他的口令下，士兵们相互开始扇开耳光子，渡边拿着竹剑在后边视察，谁的手打在对方的脸上没有声，就要挨上一两竹剑。这一下可乱了套，我打你挺狠，你打我更重，整个操场上只听一通“劈里啪嚓”打嘴巴子的响声。站岗的日本哨兵在岗楼子上直拍手叫好，结果大家全都是鼻青脸肿。回到宿舍后，互相埋怨开了，你说我使劲大，他说你不该用那么大的力。
第二次挨打是在吃饭的时候。训练所的新兵开饭时间只有五分钟，那时候新兵们全是高粱米干饭，豆腐或白菜、萝卜汤，而且全都是刚出锅，滚烫滚烫的。当我们列队走进食堂后，站在大条桌子两旁，首先向满洲国的皇帝画像敬礼，然后坐在凳子上。待饭菜端上来以后，开饭哨一响，大伙就稀里呼隆地抢着盛饭盛菜，然后开始吃饭，那滚烫的饭菜，小口吃都烫嘴，汤根本就喝不进。但没吃几口哨声响了，大伙都得起立列队走出食堂。我在哨音响了以后又喝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