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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曾华的事情再匪夷所思也不会有人吃惊，反正天下人都已经习惯了。不过北府上下受到的震惊却是巨大的。那十二人在县令领着武昌公府、州刺史府、郡守府三级特使来到自己家中时，他们都还不愿意相信这是真实地事实。当那封让无数人眼红的“证书”被沉甸甸地送到自己手上时，这十二人无不跪倒在地，面对长安的方向俯身顿首，嚎啕大哭。
而知道这件事情的数百万北府百姓也知道了一个道理，就是种粮、做工和经商这样百姓该做的本分事情，只要做好了也能光宗耀祖。无数的农夫、工匠和商人都纷纷摩拳擦掌，他娘的，那被授奖的管老汉不也是一普通老汉吗？不就是种田地时候很用心吗？谁不会？只要自己好生把田种好，把工做好，经好商多交税，明年老子就有机会风光了。要是能得到这么一次授奖，就是立即死了也值了，这可是真正光宗耀祖，流芳百世地光彩事情。
在北府百姓为这农、工、商授奖令而开始“疯癫”，曾华不失时机地在各大邸报上提出“劳动光荣，富民强国！”。并署名撰写文章指出。北府要大力提倡劳动，大力发展生产，只有百姓们富足，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大，只有百姓们安居乐业，天下才是真正的安宁。
而黄教地“喉舌”《真知邸报》却借着这个机会指出：劳动是上帝赋予万民的权利。也是义务。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得到上帝赐予的财富。也一并得到上帝赐予的安宁和幸福。因此信徒劳动创造的财富都是上帝赐予，任何人私自剥夺都是对上帝的亵渎，都是对上帝的宣战！文章最后更是“嚣张”地指出，万民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教会要保护上帝的子民在信仰上不要迷失方向，堕入黑暗和罪恶之中；而官府要保护上帝的子民不受侵害，而不是在万民百姓头上作威作福。
《真知邸报》并进一步提出“仁德、兼爱、无为、守制”的思想，几乎把儒、墨、法、道家的思想“一网打尽”，却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仁德是忠君爱国，追求上帝子民的大同；兼爱就是爱同胞兄弟，谨守人性良善；无为就是崇尚自由，不以自己的利益而去剥夺别人的权利；守制就是共同遵守社会法则，无规矩就不成方圆。
《真理邸报》如此一说，顿时引起各方的轰动，各路名士纷纷出手，在各种邸报上对《真理邸报》的宣言进行争论。开始出现地人大多数抬出了君臣体制大肆攻击圣教的缪言，并开始抨击第一次公开宣扬自己思想的圣教。但是过了几天。隆、罗友在他们“把守”的《提学邸报》上刊登了文章《君民本论》，他们先大肆褒扬了尧、舜和大禹这些人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地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地千万倍；拿出千万倍地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的古代仁君先知。
然后又指出那些认为天下的利害
出于自己，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的无道君主是天下亡沦。百姓受苦的根源。
在对比完后。隆、罗友指出。古时是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地，都是为了天下人。而古今许多无道君主都是将自己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他自己。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并说“这些都是我应该享受地。”
在最后，郝隆、罗友更猛烈地指出，古时候天下地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无道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暴君”，本来这就是他应该得到地结果。但许多不明事理的人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两样。天地如此大，不去爱千千万万的百姓，却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所以说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先知，孟子的话，是先知的言论。
许多无道君主想凭着一个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试图保住天下这份产业，把它当成私有财产永远传下去。既然你将天下看作私人财产产业，去肆意剥夺天下人的财产，那么再去防止旁人来夺取你的私人财产简直就是可笑了。不管无道君主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可能战胜天下众多的“强盗”。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天下的崩溃，子孙的绝嗣，而随之而来的又是天下的纷乱，百姓的苦难。再经过一段动乱，终于有新的君主得到了天下这个财产，又开始新的一轮轮回。
隆、罗友的文章给原本就混乱的争论狠狠地浇上了桶油，这火噗噗地冒得更高了。一时自称为保君派的旧派名士和号称保民派的新派名士在邸报上斗得不亦乐乎，要不是顾及大家都是读书人的身份，很有可能会在长安爆发一场名士之间的“血拼！”
虽然魏晋名士排斥儒家，崇尚自由独立，有一种反权势的“古代无政府主义”倾向，但是还没有进步到对暴君进行如此猛烈抨击的地步。胡人肆虐，天下涂炭的责任和罪过都让大家心里都明白的无道君主给承担了，这简直就是把上到前汉，后到本朝开国先皇全部拿出来“鞭尸”一遍，这怎么不让谨受君臣之礼的名士们恼火呢？要不是新派名士借着先古明君的名义抨击无道暴君、昏君，目的只是以求仁君出世，晏清天下，旧派名士几乎就要和新派名士“火拼”了。
但是几经争论，新派名士却暗暗占据了上风了。在曾华数年来的暗中安排中，他先“改造”了以车胤、毛穆之、王猛、谢艾、郝隆、罗友等一大批新派名士，然后大力扶植他们。不但以车胤、毛穆之、王猛、谢艾等新派人士掌握了北府中枢和地方政权，而郝隆、罗友也掌握了舆论导向，并在曾华的帮助下掌握了长安大学堂等高等学府和各地中等学堂（初等学堂在教会手里，更是不用说了），这里都是培养新一代读书人的摇篮，却已经成了郝隆、罗友等风头正冒的新派名士最大的根据地。
成千上万受郝隆、罗友等人思想灌输的各学堂学生，不管是已经完成学业的还是正在修学的，都被曾华和郝隆、罗友等人联手洗脑了，一脑子的民本“新派”思想，再加上教会势力越发地强大，两者一“勾结”，旧派名士们无不悲哀地感到，除了在屈指可数的邸报上打打嘴巴仗，响应自己这一派的人却寥寥无几。学生被“新派”带坏了，虽然旧派名士在各学堂也有教学，但是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思想政治工作”，现在临时磨枪这枪尖也光不了。
对于老百姓，这种争论简直就是发生在月球上一样，除了能看看热闹之外根本没有更大的用处。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在今年怎么发奋干活，超过去年和别人，这样就有机会拿到明年正月的授奖了。
加上过了正月马上就要春耕了，热情高涨的百姓们在各地官府的组织下，开始结成“互助组”，准备大范围的区种法。区种法由雍州刺史王猛在雍州试验成功，然后推广到雍州全境，通过雍州的经验，区种法这种精工细作，颇费劳力的种植方法正好适用于善于组织“互助组”，并有保甲乡三长制为基础的北府地方政权，于是在永和九年，根据曾华的命令开始在益、梁、秦、并四州开始推广。
而雍州的动作更大，刺史王猛请武昌公府令发各州囚犯万余和还没有被赎回去的一万五千燕国俘兵人，外加当地驻守厢军、府兵和民兵共三万余，在泾水上游和渭水中游凿山起堤，疏通沟渠，以灌溉梯田及盐碱地，让安定郡和扶风郡又多了近十万亩好田地。
所以说现在北府的老百姓很忙，舆论由观风采访署引领着，思想有圣教教会教导着，日常工作有各级官府组织着，他们除了看看热闹，那有工夫去管什么新派和旧派名士的君本和民本之争。
而这场争论的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