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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车子左右两边印有蓝色的中信中英文名字，在当时北京城里绝无仅有，很出风头。
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荣毅仁的侄女婿沙曾鲁，长期在美国从事核能研究，在著名的阿岗研究所工作已长达20多年，是享誉世界的核能专家。
“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让荣毅仁创办中信，除了看重他的个人能力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这些广泛的海外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说。
1979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荣毅仁在香港从事电子产业的侄子荣智鑫，以及在美国的外甥李乐莘是率先与国内建立业务往来的华人企业家。
寄望第四代
“智字辈”大部分都步入晚年，比较年轻的荣智健也已经62岁了，就像荣德生当初把荣氏家业托付给荣毅仁一样，荣家第三代传人也将面临着确立接班人的问题。
事实上，荣氏家族并没有将选才育才的范围局限在家族内部，而是广纳贤才，并且非常注重教育和培训，为企业长远发展做铺垫。
自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家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约培养高级人才1200多人。可是荣氏家族本身就人才济济，所以解放前的荣氏各大企业一般都是由荣家自己人独当一面。荣尔仁、荣德生的女婿李伟国、荣鸿仁等荣氏第二代传人都曾在荣氏企业里头身居要职，是荣宗敬去世后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几个主要推动者。
自从荣氏家业转成公私合营之后，企业也就不再属于自己独立掌管，荣氏对于接班人的培养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视。直到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集团的时候，才重又让人们想起了接班人的概念。
而现在，真正能算得上荣氏家业第四代继承人的就只有荣智健的后代了，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荣智健的长子荣明杰和唯一的女儿荣明方都名列其中，从中不难看出荣智健对两个子女的有意栽培。
现年35岁的荣明杰1993年进入中信泰富，在包括荣智健在内的10名执行董事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比荣明杰小3岁的荣明方在中信泰富也已经工作了8年，负责中信泰富科技项目的发展。
荣智鑫之子荣文渊和荣明杰一样，有着与身俱来的商业天赋和野心，他不仅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还控制着荣智鑫创立的浩荣、荣文等多个公司。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活跃于大小舞场派对。荣氏第四代的其他成员则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媒体鲜有报道。
看来，荣明杰和荣文渊都有望成为将来荣氏家族第四代的两颗新星，再塑荣家百年基业的辉煌。
大家族的兴衰
大人物总盼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千秋万代地享有荣耀、权力和财富，所以老福特称自己为福特一世，儿子则是福特二世，孙子是福特三世。可福特的后人似乎一代逊于一代，到了四世，福特家族就难以为继了。这倒不是因为福特的后人无能，民主社会能够使老福特白手起家，扶摇直上，也使他的后人难以续承祖荫。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力量制衡，它不允许权力和财富为少数大家族所把持，至少不让权力和财富永久为这些大家族所把持。
资产阶级时代具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对传统的不断否定，家族传统连续性的中断就是表现之一。大家族是与封建时代相关联的一种现象，封建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稳定，通过分封土地和确立爵位世袭制来保证一个稳定的贵族阶级存在。封建时代才为大家族创造了制度条件，使财富、权势和荣耀得以代代相传。
资产阶级时代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成功神话，本来出身卑微的穷小子通过自己的勤奋、机遇和才能居然成了大人物，这在讲究出身、恪守社会等级的封建时代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在资产阶级时代，一个人的所属或出身并不决定他在社会中的命运。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为自己去争取财富、权势和荣耀，而且必须每天去争取。资产阶级甚至还以制度的方式保证每个人处在机会平等的状态，例如以多人继承制取代长子继承制，以高额遗产税避免财富过多转移到下一代，以累进税来缩小社会贫富差别，等等。
于是，我们目睹了社会阶层之间活跃的纵向流动（区别于贵族时代社会阶级之间稳定的横向流动），它使以前严格的阶级等级失去了稳定性，使个人在社会阶层上处于一种时升时降的流动状态。因为一切都是不可继承的，因此一切就必须是重新获得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美国的工业化浪潮中，曾涌现出大量白手起家的富翁阔佬，但他们的财富在儿辈那里就开始减少了，到孙辈那里就更少。往往才经历三、四代，这些显赫一时的家族就消失了。比尔&；#183；盖兹成了当今的首富，可他的孩子并不能继承他的全部财富。如今，谁知道福特五世（如果果真叫“福特五世”的话）是何许人？谁知道罗思柴尔德的后人到底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大学教师？肯尼迪家族还剩下一位政治名人，但与那几位早已作古的肯尼迪相比已经大打折扣。布什家族出了老布什和小布什，小布什还有一位州长弟弟，但在这一代布什消失后，布什家族会不会随之消失呢？
在曾经居住着大量美国豪门的罗德岛州的海边，耸立着一栋栋宫殿般的巨宅。如今这些宅子早已人去楼空，成了公共的博物馆，那些宽敞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幅巨大的肖像油画，见证着这些家族好几代的辉煌，但那已经是一种业已成为历史的辉煌。
中国现当代史上也有几家豪门大户，权势、财富和荣耀传承了数代。最著名的自然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还有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少数巨贾豪商（解放前的上海和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的金融、造船等行业的“大王”）。蒋时代经常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拥有资本家阶层。但这个时代只能被看作是“裙带资本主义时代”，因为它与 “自由竞争、政府不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南辕北辙。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不是来源于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而是依靠政权的保护甚至借助政权的力量使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向自己集中。四大家族都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而且彼此之间通过联姻等手段实现强强联合，以便稳固和强化对社会财富的垄断。政治资源被转化成了经济资源，而真正的资本主义强调的是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分离。
退守台湾之后的蒋介石试图进行政治改革，到蒋经国时代，政治改革终于见成效。这对四大家族是不利的，他们被置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其命运开始取决于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管其市场竞争力如何（显然，由于其养尊处优的习性、官僚意识的浓厚以及对新技术的迟钝，他们在市场竞争力方面远不如那些勤奋而灵活的对手），他们都必须面临这一局面，即社会财富正在由集中重新走向分散。财富的分散是民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只有财富分散才会形成权力制衡。一旦四大家族的后人们失去了政治方面的优势，他们也就失去了经济方面的优势。四大家族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其后人们已湮没于芸芸众生之中。
与四大家族同代却受压制的“民族资本家”（我指的是那些“大王”，而非一般薄有资产的资本家）并没有经历同一命运。甚至，由于新政权需要其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他们还获得了应有的保护。然而由于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分离，“民族资本家”没有可能将政治资源（他们并不拥有这种东西）转化为经济资源，他们仍是市场竞争者；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例如通过捐赠或赞助），而且取得了部分成功。只是这种成功具有象征色彩，无非是对其予以承认的形式之一。在这种既分离又合作的状况下，“民族资本家”得以延续下来。
经济体制改革时代使“民族资本家”的地位受到了削弱。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他们开始面临层出不穷的竞争对手，还因为新富人群体的出现使他们的家族财富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个新富群体善于将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或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一句话，在市场规则建立的同时，又有一些迫使市场规则失灵的东西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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