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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
林彪态度转变的最好证明是1964年至1970年间增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经费。在这期间，中国的国防预算估计由55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7．9％）增加到1970年的120—13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10％）。海军武器的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核潜艇的发展计划已由设计阶段转入组装阶段。同时，常规动力潜艇的年产虽增加了两倍，可能由原来1968年年产2艘提高到l 974年年产6艘。与此同时，进展缓慢的水面舰艇建造计划也受到了较大的重视。1968年和1969年两年又有3艘“江南”级护卫舰下水，从而使该级舰增加到5艘。1969年“黄蜂”级与“蚊子”级导弹艇的建造速度有了惊人的提高，这两级艇年产量已达10艘，这表明，在混乱的第七机械工业部内，导弹生产中的问题可能已得到解决。在l 969年年底，一种新型的“旅大”级驱逐舰正在大连红旗造船厂建造。该级舰的首制舰于1970年下水，到1975年又有6艘下水。该级舰体现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技术，它与苏联携带6枚反舰导弹的“科特林”级驱逐舰相似。该级舰还有较强的反潜能力。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研究与发展机构还忙于设计新级型的护卫舰。第一批护卫舰将在1973年全l 974年服役。其中“江东”级护卫舰将试装舰对空导弹。中国批准通过了改装4艘苏联造的“自豪”级老式驱逐舰的计划。l 971年，“自豪”级驱逐舰上的鱼雷都将换成导弹。
在这期间，中国还作出一系列的决定，表明他们对海军战略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的一项决定就是集中发展南海舰队兵力，这对于建立中国海军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及其海军中的威信是一个重要步骤。在几年后的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伦敦的武官同《简氏战斗舰艇年鉴》主编、英国皇家海军上校的谈话证实，林彪调整中同海军的建设计划是为适应扩张政策的需要。
1969年至1971年的外交政策与海军
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中国恢复了同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国的大多数对外关系都是为了对付苏联的活动而建立的，他们的重点是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中国的某些外交活动是涉及到海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赋予海军在下列国家履行中国的外交政策，这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和对外军事援助。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8月）的一个月之后，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因此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立即联名打电报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祝贺他们给“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一个沉重打击”。电报警告说，如果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的一根毫毛，等待他们的只能是遭到彻底、可耻和无可挽回的失败。
中国立即趁阿尔巴尼亚同华约组织决裂之际，于1968年11月派出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陪同黄永胜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中将。吴瑞林的出现表明可能将签订一项新的海军援助协定。这次访问后不久，阿尔巴尼亚海军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海军顾问团开始援助阿尔巴尼亚，以导弹和火炮加强其国家的海岸防御。援助的重点是阿尔巴尼亚萨赞岛海军基地。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该基地防御苏联海军攻击的能力有了加强。
坦桑尼亚与巴基斯坦
中国与坦桑尼亚海军的合作开始于1964年，当时两国签订了一项包括提供军事援助在内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协定。一年之后，中国承担了坦桑尼亚海上警察部队的训练计划，并向坦桑尼亚赠送了4艘20吨的巡逻艇。
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援助坦桑尼亚某些项目是为了取得达累斯萨拉姆港的使用权，以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跟踪测量船及其他弹道导弹测量设施的正常工作。
1971年，东巴基斯坦被和孟加拉国的成立，对中国企图使用东巴的吉大港的计划是一个打击。1970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一项武器协定，规定中国向巴基斯坦海军提供武器装备。1970年9月25日，巴基斯坦海军司令马扎法&；#183；哈桑海军中将访问了北京，可能签定了—项海军援助计划。从那以后，巴基斯坦接受了中国各类的海军援助，其中包括“上海”级炮艇和“湖川”级水翼艇。此外，中国人还多次接待了巴基斯坦海军的访问，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海军院校的学员与教员参观中国海军的舰艇和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和海军代表团也前往巴基斯坦参观该国的海军基地。
斯里兰卡与北朝鲜
据报道，1971年中国就租用亭可马里前英国海军基地保障中国海军舰艇和商船事宜与斯里兰卡政府举行了会谈。斯里兰卡方面表示只同意停靠他们的港口。双方就海军条款没有达成协议，但中国方面对此问题仍然很关心，因为在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中斯两国海军高级代表团进行了互访 。
由于担心苏联在朝鲜的影响，中国加强了与北朝鲜的军事联系。1971年9月，中国与北朝鲜在北京签订了一项新的军事援助协定。与1961年的协定所不同的是，这项协定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北朝鲜海军提供援助。在随后的几年间，朝鲜得到一些上海制造的护卫艇和“R”级潜艇。最后在1972年4月肖劲光将军访问北朝鲜期间举行了协定的换文仪式。
第九次党代会
在中苏边境地区出现紧张局势以及中国作出现代化决定的同时，中国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1969年4月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是从1968年年底开始的。正如会议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次大会是林彪军人集团和政治激进派谋取权力的阶梯。例如，“九大”当选的170名****委员与109名候补****委员中，军队的占了45％（74名****委员，55名****候补委员）。其余的名额中革命干部与革命群众的比例大致相等，“革命干部”占28％（58名****委员，19名候补****委员）。“革命群众”占27％（38名****委员，35名候补****委员）。
新组建的**********也令人吃惊。****前的******委员中只保留了9名。在12名新增选的人员中，只有1名以前（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上的）曾任过******委员。毛泽东夫人和林彪夫人都是新增选到******的。林彪的两位党局羽也都进了******，他们是海军的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李作鹏进入******表明海军第一政治委员的地位高于海军司令的地位，肖劲光尽管也是****委员，但其地位低于李作鹏。
除了肖劲光和李作鹏之外，海军还有7名将军进入****委员会（2名****委员，5名****候扑委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只有肖劲光一人是****委员。两名新增选的****委员是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和海军第二政治委员王宏坤。****候补委员是两名政工干部，即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和东海舰队政治委员刘浩天，两名军事干部，即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和北海舰队司令员易耀彩，另一名是海军革命干部代表舒积成。
对立派的反击
“九大”之后，林彪集团的上台对中国其它一些派别是一大威胁。他们的上台在领导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而驱使林彪阴谋政变，以至最终丧生。导致林彪集团同其他几位有权势的领导者发生直接冲突的主要是三大政策分歧。军兵种之间的矛盾、地方主义与技术引进。
第一个政策分歧主要是军兵种矛盾和地方主义这种历史问题。海军、空军和特种部队对新技术装备的需求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军费预算，从而损害了一向占有较大军费预算比例的陆军的利益，而且这还涉及到****各大军区司令要求的问题。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竭力赞成人民战争，并支持继续发展常规巷器。只要看一下这些人所担任的职务和任职时间就可知道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到1971年，三位最有影响的军区司令——陈锡联、杨得志和许世友分别在沈阳、济南和南京军区任职11年、12年和16年。
1971年各方就新的国防技术装备、经费和随之而来的引进设备问题终于发生了争吵，一些报刊发表了强烈批判重电子工业（导弹、先进武器、前沿防务、有限远洋战略）、轻钢铁工业（火炮、常规武器、人民战争、海岸防御）的态度。
1971年8月，《人民日报》发展的一篇文章指出：
“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