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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观点很快就被采纳了。最早被废除的是罗瑞卿关于潜艇合格艇员不得低70％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危险的新制度，准许潜艇带着80％的新艇员到当地的作战海区去活动。事实上，潜艇的基础训练期缩减了一半，以前专用于鱼雷攻击的训练时间也被砍掉三分之二。另一个重要变化是1967年更改了服役期限。海军战士凡担负岸上职务的仅服役3年，如在舰上则服役4年（1961年宣布的是5年整）。
武汉暴乱
1967年7月，发生了所谓“武汉暴乱”事件。事情的发生是有先兆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夫人和激进分子曾严厉批评了一些军区司令员缺乏革命热情。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对此批评不理解、他命令部队采取行动反对他所管辖的城市（武汉）的左派，结果这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林彪很快作出反应。他给武汉发电，命令免去陈再道的职务，并派其他军区的部队到武汉去恢复秩序。东海舰队的5艘炮艇奉命沿长江而上，协助镇压叛乱部队和反毛泽东分子。据日本报道，东海舰队对武汉军区的分子发出警告。接着毛泽东、林彪和****给东海舰队下达命令，要求立即派海军舰艇部队去武汉。它们的任务是支持和保护激进分子。到了武汉，舰艇改作水上宣传站。在武汉执行任务的三个月时间内，这个舰艇中队曾多次公开为左派提供活动场所。当武汉的主要电台被反毛泽东分子破坏后，至少有一艘曾起到过无线电广播站的作用。
在武汉事件期间，海军再次进行了清洗。说明有些领导干部至少是对形势不满。8月份，长期担任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从海军名册中消失了。他被清洗一事与上述不平常的联合命令发布的时间恰好一致。这可能是因为陶勇不是左派的热情支持者。当第一次命令派舰艇去武汉时，他可能就没有抱合作的态度。
武汉事件加剧了中国国内自相残杀的武斗。许多红卫兵武装起来，对知名人物的猛烈批判也不断加强。到9月，这个国家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在那个月，当局终于作出决定，要求开始转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宣布了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命令解放军惩罚极左分子。毛泽东夫人也公开谴责了不加选择的批判和武斗。红卫兵被迫返回本单位，并被禁止使用暴力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中国暂时恢复了秩序，各派都为毛泽东的下一步计划作准备。
海军领导干部的大清洗
1967年，海军再次进行了清洗，但其原因不明。北京的张学思将军（他是著名的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儿子）被免去海军参谋长的职务。海军政治部两位副主任郭炳坤和胡鹏飞将军从领导者的名单上消失。海军学院院长康志强、北海舰队政委卢仁灿被免职。南海舰队政委方正平也成为政治受害者。最后被清洗的是三位在地方部门任职将军，他们是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水产局副局长袁也烈和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方强。
张学思被清洗说明了斗争的残酷性。他反对海军司令部采取激进的行动。在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上他受到毛泽东夫人的批评。后来，他被指控反对毛泽东而被单独监禁起来。在尔后的4年中他不断遭到迫害，他的身体被摧垮了，终于在1970年死于狱中。
下面一段引文（1967年7月24日北京新闻稿）或许最能说明海军清洗的原因：
“最近，红色造反联合司令部（直属海军司令部的组织）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讨论了******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学习和运用。肖劲光、王宏坤和海军其他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与会者就他们如何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问题交流了经验。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过去一年内逐步团结了海军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并无情地打击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会议期间，与会者都认识到：革命应该从全局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应团结受蒙蔽的群众以便同最危险的敌人作斗争。”
在海军清洗的所有人中，最突出的是方强。方强担负着海军建设、研究和发展的任务，他的免职与刘少奇被清洗有关。根据当时的批判来看，刘少奇和方强想继续依靠从欧洲国家租船来发展中国的海运事业。他们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他们也建议引进必要的技术，使造船工业能避免不必要的、代价高的错误。他们的论点显然使他们的左派对立面难堪，因为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只建造了5艘小型商船。
刘少奇和方强的问题还涉及到造船厂的管理。上海各造船厂激进派势力最强。文化大革命初期，造船厂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许多资格老的管理人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靠了边。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水平低的激进分子，这些人除了轻视技术以外什么都不会。
1967年夏，刘少奇和方强受到海军左派的猛烈批判，罪名是他们只考虑经济建设，而企图贬低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南海舰队的一群政治激进分子批判他们公然否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据刘少奇的反对派说，刘少奇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否定将会使海军舰艇都成为“渔船和商船”，从而使海军军人去从事“海洋业”。这些人还批判了刘少奇突出技术，谴责他散布的“应重视技术并学好技术”的谬论。他们着重指出，刘少奇试图强调技术，但“他只字不提活学活用******著作的重要性和政治挂帅的必要性。”
关于技术的辩论对方强所领导的六机部的研究设计和生产人员也产生了冲击作用。方强等人被指控大力吹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诽谤工人阶级“不懂生产技术和工厂管理。”因此，他们被指责为“专家治厂”政策的鼓吹者。
对造船的影响
思想上的分歧给造船厂带来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生产商船和舰艇的上海沪东造船厂于1967年发生了大规模的夺权斗争，各派造反组织纷纷起来。这些造反组织为争夺船厂领导权进行厂近6个月的斗争。反毛泽东派显然迫切要求用更合理的方法来管理研究、生产和建设，这就需要学习某些西方的方法。他们还要求精简重叠的研究和发展机构，并重新将一些老技术人员安排列高级的管理和生产部门。而亲毛泽东分子则反对这些建议，认为这些建议是反对******自力更生的原则。l 2月底，斗争更加激烈，以致造船厂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海军部队进驻该厂后才稳定了局势。
这一政治混乱对沪东厂的造船能力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例如，造船厂在试图为16000吨级新型运煤船制造重型增压的12000马力柴油发动机时，就遇到了许多问题。中国人在1967年初才开始试制发动机反向齿轮系统，这对西方的发动机制造商来说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工序。可是，中国人花广4年多时间并进行了大约1200次工厂试验才解决了全部问题。最后，他们不得不购买瑞士的发动机作为指导来修正设计错误。上海钢铁厂在设计柴油机曲轴时也遇到了困难。1968年，它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制成一根曲轴。
中国的造船工业尚不完备，缺少制造发动机的机床。因此，逐步形成了一种低效率的生产系统。在上海参观的外国人发现，—艘140米长的船只用废料加接了25米。同时，正在建造的船只，其后部在大潮时投入水中，因此只有低潮时才能进行工作。此外，参观者还发现有些发动机是用手工铣削的。
这种技术落后状况也明显地影响到海军的建设。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只建造了大约16艘较大的战斗舰艇，估计是12艘R级潜艇和4艘“江南”级护卫舰（即一种类似苏联“里加”级的新型护卫舰）。中国继续建造大量小型战斗舰艇，包括导弹艇和水雷艇，但原型艇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制成，批量生产并不需要更高的建造技术知识。
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7年11月底，海军在北京召开了有4千多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件事标志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时海军急剧向左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毛泽东夫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林彪趁此机会为大会题了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海军全体指战员欢呼这一口号，这—题词也证明了林彪企图控制海军。这次大会专门作出决议，要求海军各级党委和支部认真学习、贯彻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