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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陷于瘫痪。在布尔什维克获得胜利并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苏联宣布了对中国的新政策：取消沙皇对中国的一切条约。
两年过去了。后来在1922年8月，一个名叫阿道夫。乔菲的苏联使节来到了北京，要求两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乔菲在遭到北洋军阀政权的拒绝后便南下拜会了孙中山。当乔菲谈到苏联式的不适应中国国情和向孙中山表示苏联将支持他实行国家统一和独立自主的政策时，他赢得了孙的友谊。
数月之后，北洋军阀也开始欢迎苏联人，于是签订了一项新的条约。条约要求两国恢复关系和苏联撤离在中国北部地区的军队，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此外，条约还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不过，苏联在后一项所做出的让步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因为满洲军阀张作霖在1922年就已宣布三省自治，而软弱的北京政权被迫妥协。1924年，苏联与张作霖这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军阀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认了他在满洲的自治权。苏联与张的这个协议同早些时候和北京订立的那个协议基本相同。该协议的一个主要特点是：
承认双方在边境河流中的通航和维护边境线安全等问题上具有平等的权利。
海军的变化
早在1924年。苏联就开始制定渗透中国海军的计划。他们对孙中山的广州海军和北洋军阀的主要兵力没有任何偏向，因为这两支兵力都是苏联人煽动的对象。广州海军主要是由广东和广西的本地人组成，这些人是孙中山从当地的海员联合会中征募来的。
苏联对福建人控制的部队的图谋，都概要地记述在一份保密文件中，但这份文件被张作霖的部队于1927年闯入苏联驻北京使馆时缴获。一名被指控混入中国海军其身分尚未查明的苏联人曾报告说（以下是部分节录）：
“在巡洋舰‘海容’号上服役的水兵们经常抱有一种对抗情绪，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有可能利用这种现象。我们确实必须利用该舰的上一次事件来扩大他们的势力和反抗性。然而，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的事实：他们这些人具有浓厚的本省观念。因此，要想在该舰上进行煽动工作，就有必要找到一些抱有企图的福建人。最近，狭隘的爱国主义在海军司令部的人员中十分流行。我认为，这一现象非常危险，值得我们考虑。我的意见是，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时只能进行缓慢的煽动工作。我感到，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教育上，以便在那里创造一种真诚的和稳定的因素。特别要注意发展‘新水兵联盟’中的核心力量，而且煽动工作首先必须从这些核心力量开始。”
这位苏联特务的计划还详细地记述了有关中国海军所有高级军官的背景情况以及对他们是否具有信念和是否能接受影响的判断。此外，它还详细地记载着每艘中国军舰的作战能力和现状。
在这个计划中，苏联人的估计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孙中山的广州海军难以进行政治转变。举例来说，军队内部异常腐败以致大多数官兵都在进行走私和行贿。该计划还对“中山舰”有以下一段描述：
“现在没有任何机会对该舰的舰员进行政治宣传，因为这些士官和水兵们的秉性都十分凶恶和残忍，而且拒绝接受任何政治教育。他们大部分是广西人，地方观念非常强烈。多年来，他们一直走在‘的道路’上。他们抢走鸦片，用人民的血汗来发家致富。为了中饱私囊，他们无所不为。他们渐渤地变成了富有者，而与这样一些人是无法谈论革命的。当前，国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大量的银元来支付该舰的一切维修保养费用。”
尽管苏联人作出上述悲观的估计，但他们仍设法渗透到孙中山的广州政府。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并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当时，国共两党已经和解。他们密切合作力图建立一支能北上消灭军阀的军事力量。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之—周恩来担任了蒋的政治部主任。另外，一些外国的人也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例如，在军校最初几年的活动中，蒋介石在广州有一个极有影响的苏联军事顾问团。
在苏联顾问团中有两名海军顾问，他们是安德烈。S。布勃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的中文名字叫琅桑喀，他是一个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而又粗暴、雄辩的人。苏联的一个检查小组后来称斯米尔诺夫不是一个“以极大的热忱为中国海军的利益而忘我工作的人。”
蒋介石极不甚欢布勃诺夫，这位中国领袖对布勃诺夫在1925年11月临时担任苏联顾问团团长而感到极大的不快。实际上，蒋已开始怀疑苏联人和中国人除与合作外还有其它目的。
布勃诺夫的提升带来了中国人李芝龙的晋升，李芝龙担任了广州海军司令。当李计划阻止海军内部的非法走私活动时，他却无形中为蒋介石在黄埔军校限制活动的急迫需要提供了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芝龙、布勃诺夫和斯米尔诺夫逐渐成为广州海军的批评对象。当人正在进一步查明海军中的非法活动时，许多海军军官感到他们的职位受到严重威胁。
广州海军与苏联顾问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反映出在广州普遍存在的意见分歧。一对间，对立的团体组织蜂起。在于1926年1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党的领导权几乎全部落到人的手中。此时，蒋介石提高了警惕。1926年2月16日，他免去了所有苏联人的行政职务。10天之后，他又逮捕了中国广州卫戍部队司令，遗责他与布勃诺夫稿阴谋。当左派汪精卫（孙中山的继承人）未能对布勃诺夫采取行动时．蒋介石决心以政变的手段来控制广州。
这时，政变的迹象尚不明显。从表面上看，当时在“中山舰”上的李芝龙于3月18日命令该舰及其姐妹舰“宝壁”号驶离广州前往黄埔。蒋介石在广州听到该舰擅自行动的消息后十分不安。据李芝龙说，就在这时，蒋得知一个苏联军事检查组要求参观“中山舰”。于是，当李芝龙3月19日打电话给蒋时，这位大元帅命令他立即返回广州接待来访的苏联人。然而，李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蒋已去汪精卫那里并请求他对采取坚决行动。实际上，蒋根本没有心思去接待来访的苏联检查组，他在和他所信赖的
两名陆军师长密谋在第二天发动政变以夺取广州。
那天晚上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中山舰”停泊在广州军官俱乐部前面，舰员们都作好了战斗准备。蒋介石把这—行动视为企图对他进行绑架。后来他曾写道，他认为李芝龙和苏联人打算把他捉上“中山舰”送往符拉迪沃斯托克。
蒋介石怀疑对他绑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他却利用了这一事件来为其第二天的政变辩解。实际上，这个所谓的“三二O”事件就是国共合作分裂的开始。最后的破裂终于在第二年成为事实。
1929年的中苏危机
1929年秋，中苏两国的江河部队在黑龙江上发生了一次鲜为人知的海军冲突。这是中苏之间小规模边界冲突中的一次，是由满洲新军阀张学良为夺取中东铁路所有权而引起的。为此，张学良的满洲海军司令沈鸿烈卷入了这次冲突。
据我所知，冲突的详情没有文字记载。下面一段介绍是我根据沈鸿烈给中国海军史学家李哲全的一些口述材料翻译而成的：
1．同江战役中中苏海军的态势
当时，中国海军的吉林——黑龙江防御舰队有以下舰艇归我指挥：“江亨”号（排水量为550吨），“利济”号（166吨），“利绥”号（110），以及“江平”号，“江安”号，“江泰”号和“江通”号。当苏联人发动进攻时，我正在渤海的长山群岛作巡回检查。在我得到苏军进攻的消息后，我立即派兵增援那里的舰队并下令戒备，然后拨调了重炮和其它军事装备。1929年8月9日，我同其他一些指挥官一起火速赶到哈尔滨作战前线。
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周围是一片沼泽地。中国舰艇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利用这一带的浅水区，但敌方的大型舰艇就不行。我们的防御战略分为两个阶段：陆上防御和水上防御，海军舰艇“江亨”号、“利济”号和“利绥”号部署在前方。（“江亨”号具有很强的火力）其它掩护舰只（商船）则配置在汇合区作为预备和防御兵力。“江平”号、“江安”号和“江泰”号等舰上装有用来欺骗敌人的大型木制火炮。第一道防线设在汇合处，那里备有鱼雷；二道防线设在三条河中，河内设有障碍物。一些报废的商船连结在一起组成了一支秘密的流动船队，并被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