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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地区，这两种民兵组织一般作为陆上辅助部队，但也有历史资料提到远洋海上民兵。例如，在明清两代海盗活动猖獗时，渔船常担负海上侦察和监视任务，不过这些渔船既无武装，又未经过专门训练。
海军人员
高级指挥官
中国封建时代的海军军官显然可以分为两类：高级指挥官和职业军官。前者往往是在危难时受皇帝之命组织和指挥海军的。他们一般都是选自宦官、贵族、绅士、学者或政府官员。这些人往往有陆上作战经验而无海上作战经验。他们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崇高理想，信奉儒教，而且多数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人一般不喜欢戎马生涯，一旦在海军服役期满后就重操旧业。
与多数西方濒海国家不同，封建的中国不重视海军职业。在中国确实形成了一种与文职系统密切相关的传统，所以海军军官往往愿意培养中国社会上层人物中流行的那种特有的性格。有时理想主义的海军高级指挥官被授予世袭官衔。例如，十七世纪打败郑成功的福建将领施琅被吸收进满清的镶黄旗军，并被授予水师提督的官职。1712年，施琅的长子继承了他的职位。1659年另一海军将领田雄被封为三等侯和正黄旗军成员。他的头衔与官阶一直延袭到1911年民国政府的成立。
职业军官
职业军官可分为正统型和机会型的两种。他们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都向往较高的名誉地位。
正统型的海军军官顾名思义，就是与军队的组织和作战方面激剧的变革相对立的。他们一般不太廉洁，常常为了个人的权益而放弃良好的领导原则。
1875年访问福建的英国皇家海军“田凫”号军舰的舰务官H．N。肖尔上尉对中国正统的职业军官作了生动的描述。他写道，有一位指挥一艘训练舰的中国海军指挥官，他“很少上舰，当上舰时，则住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舱室里，很难得露面。”这位指挥官将大部分闲暇时间用来烧香拜佛，但他对舰员的纪律要求很严。肖尔还写道，“这位年迈的海军军官还不太落后……因为他十分强烈地意识到靠体罚维持纪律的重要，有时他不耐烦地诉诸过多的体罚。只要舰上的水兵稍有放纵，这位上司就会出现，并对其实施棍罚。处罚过后，不幸的违犯者还要跪在这位上司面前谢恩。”
机会型的海军军官则不同，他们精力充沛，雄心勃勃。虽然他们也利用其地位发财，但仍不失为出色的行政管理军官。这部分军官和前者不同，一旦发现改革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力，就会全力支持改革。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被朝廷招安的海盗和罪犯，这些人放弃了匪盗生涯，成为海军军官。
海军赞助人
中国除了职业海军军官外还有海军赞助人，或海军顾问。他们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外国人。海军赞助人往往是些海上贸易的富商，花钱买到一官半职。为了取得朝廷的赏识，他们经常就海防、造船、航海、造炮等问题出谋画策。
中国海军赞助人中突出的例子是在鸦片战争期间倍受朝廷青睐的潘仕成。十八世纪末潘氏家族在广州建立了一家外贸公司，后来发迹起来。潘仕成利用他自己的一份资金经营有利可图的盐茶生意。他还用钱购得一个官职，并且仗义疏财。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他因慷慨捐助救济北方灾民而受到皇帝的赞扬。
1840年潘仕成以他的财富和影响按西方的样式建造了4艘铜底战船，这些战船长133英尺，可载300人。潘仕成还购置了外国大炮，并资助福建的丁拱辰工程师造炮。
潘仕成的努力获得部分成功。1842年10月皇帝下达谕旨，一切军舰的建造均由广州的潘仕成批准和实施，任何干预他造舰者均要受到严惩。遗憾的是，皇帝的这道谕旨恰好和1842年8月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相矛盾，造舰的热情随之消失。
1842年潘仕成聘请了美国海军军官雷诺兹帮助中国制造抗击英军用的水雷。雷诺兹每月享有5000美元的薪俸，试验结束后并有2万元的奖金。试验最终获得成功，但地方上的保守分子却阻止了这项工程计划的实施。1843年，当广州的工程人员进京试验水雷的巨大威力时，直隶总督表示反对，因为在中国还没有训练出能够将水雷置于军舰底下以炸毁军舰的人员。皇帝遂将工程人员遣回广州，此后未再使用水雷。
外国顾问
雷诺兹在华的一段经历反映了中国人希望掌握新技术和利用外国顾问的意向。早在十五世纪，欧洲的军火就给中国人留下较深印象。正如某官员所说，“葡萄牙人因掌握了大炮和军舰而变得非常危险。有史以来所有的武器没有哪一件能胜过葡萄牙人的大炮。”另一位中国人坦率地说，“葡萄牙人运用火器技术娴熟；而中国人则相反，他们往往炸伤自己的手指、手，甚至手臂。”
不久，中国也开始向外国购买这类武器，到了1522年已经初步掌握了仿造技术。十六世纪耶稣基督教传道士来到中国。他们不仅成了中国封建朝廷和葡萄牙人之间的中间人，而且还成了中国人信赖的技术、学术顾问。基中有一名传教士还当上了朝廷的军机大臣，其他一些传教士也每日同皇帝相会。有一位名叫
约翰&；#183；亚当&；#183；沙尔&；#183；冯&；#183；贝尔的神父在北京开设一家铸炮局，生产用于打满人的大炮。传教士的这些作法后来激起了中国学者的义愤。有一位学者写道，“佛教徒骑着白象来到中国，而基督徒带来的却是炮弹。”
这些基督教传教士还为中国人当翻译，帮助中国人向西方购买武器。他们还向中国人介绍了制图技术，后来中国人凭这种技术绘制了诸如琉球群岛的海图。
十九世纪前叶，中国人仍倾向于求助葡萄牙人。那时南方沿海海盗活动猖獗，已成为严重的灾难。葡萄牙人向中国提供了6艘武装私掠船和数营陆战队，帮助满清政府肃清沿海地区的盗匪。此外，中国还接受了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援助。十七世纪，荷兰人和中国合作，在台湾击败了郑成功；十九世纪前叶，英国海军帮助中国清剿海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中国接受外国的援助是预先有约的。例如，聘雇外籍人员时，外国顾问应由中国官方聘任，以便对中国政府负责。至于武器转让和军队的借用，中国官员始终坚持主张这种援助必须是临时性的，并且须置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以免外国人的政治干涉。在谈到如何接受西方援助的问题时，十九世纪时的一位中国发言人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中国的态度，“自古以来，洋人对中国的援助，要获得成功，总是包含着一些预想不到的要求。”
地方主义
如前所述，中国的海防系统主要是建立在分散管理基础之上的，这就带来了助长地方利益这一不利的副作用。地方利益靠基于效忠个人的关系网维系着，军事将领往往任用来自他们本省的军官。在财会和后勤这样一些非战斗性机构中，将领们将自己所信赖的家族成员或后裔安排在某些重要岗位上，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地方观念。维护地方利益的另一作法是为时已久的等级制度。例如，在舰船上有不成文的规定：部门军官应忠于舰长个人，大家都要互相提携。
十六世纪戚继光所奉行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例证。他让浙江的旧友相好担任关键性的驻岸上的陆军职务，而让福建人担任战船上不太理想的职务。
在清代，福建成了一个最突出的海军省。郑成功的海上乱党武装则是由福建人所组成，满清政府在十七世纪末也利用忠于朝廷的福建人攻打郑成功。
值得提及的是，在郑成功战败之后，满清皇帝选用了最优秀的福建水师组成临时性的内河要塞部队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一译者注）抗击沙俄军队，阿穆尔部队的人员选自曾在郑成功和施琅麾下的“藤牌”协，他们在水上作战时使用藤牌与大刀。参战者将藤牌举在头上作防护，同时挥舞着大刀杀向敌人。“藤牌”协于1685年被派往阿穆尔河，他们英勇顽强，擅长水战，最终驱走了俄国人。
1685年关于绿营兵的兵力报告也同样证明了福建人在海军中的突出地位。报告记载了福建的水师提督统帅有2万水兵和步兵，这是一支比其他任何濒海省份水师都庞大的海上力量。福建水师经常奉朝廷之命护送海外进贡的使团。例如，1800年有200名福建水兵担负了为前往琉球群岛的船队的护航任务。
战船与海军战术
中国的战船与战术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看来还是很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