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鸦片
十八世纪初，走私者开始大量贩运鸦片。1729年，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对鸦片贩子实行处罚。鸦片贩子被抓获后，监押一个月，然后押去充军。开鸦片烟馆的人被抓住后则被处死。
反对中国政府禁烟的主要有两股势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着印度的罂粟种植和向中国沿海贩运毒品的船只。在沿海，中国的走私者与赃官相勾结，将鸦片运上岸。中国的鸦片走私贩和英国人造成了中国吸毒者的惊人数字。据当时政府官员统计，到1839年，广东、福建两省人口中90％的人染上了鸦片烟瘾，长江等内河沿岸城市有数十万人吸毒。鸦片战争前夕，吸毒已蔓延到了军队。甚至有人上奏皇帝说，在宫廷禁卫军中也有吸毒者。
由于从事贩卖鸦片生意牟取暴利，中国的走私者对沿海船只进行了改进。他们需要运载鸦片较多并能在内河航行的小型快速船只。在十九世纪，鸦片走私者建造了一种比官府的船只速度更快的贩私船，这种船称作“快蟹”。后来官府也利用这种快船来缉私。
政府虽然经常努力消除走私活动，但走私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能彻底查禁沿海的走私活动。渔船经常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交换金、银和其他禁运的贵重物品。走私者之间一般不讲信誉。最近（1980年4月），台湾的渔民用仿造的派克钢笔和劳力士手表从中国大陆的走私者手中换来的却是用铅伪造的金条。
海盗行径
海盗行径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传统的作战样式，它对当代中国海军的战术最有影响。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了“海盗”、“水寇”作战传统对于中国人的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性。他写道：“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造反者
总的来说，中国的海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即毛泽东所说的是采取打家劫寨手段来反抗封建官僚压迫的造反者。有趣的是，这些造反首领很少是农、渔民出身。相反，他们往往是来自富裕的地主或商人家庭。他们造反是出于各种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如人口过剩、宫府苛捐杂税、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少数人的垄断以及官府腐败等。
造反者有两种：内河造反者和沿海或海洋造反者。前者人数最多，最能酿成大规模武装起义。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其中一例。他在河网地区的作战才能使他最终打败了蒙古人。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利用河网地区的有利条件以少胜多并牵制了大量的政府军。政府一向重视助长江及其支流的控制，对那里的造反者通常都采取猝然行动进行镇压，官府如果疏忽大意，河网地区的造反行动可能很快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沿海或海洋造反者尽管人数不少，但从未发展为起义。他们的目标有限，一般也不容易同岸上的人融合起来。此外，沿海地区官府的防御常常使海上造反者聚集不到一起，或者仅限于海上孤岛。所以，这一类造反者不会严重威胁朝廷的统治。实际上，这些造反者无一取得统治地位。
有趣的是，历史上也确有海上造反威胁朝廷统治的例子。当时，政府避免了直接与其在海上冲突。此事发生在十七世纪末，当时，满清政权刚建立不久，仍然面临着盘据在台湾、金门和澎湖列岛的明朝残余海上力量的袭扰。这些海上造反者在福建一个绅士家族的两代人领导之下，控制台湾海峡长达40年之久，并经常袭击中国大陆。但是，满清政府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仍然继续加强沿海防御。由于内部矛盾以及清政府在大陆沿海采取了控制人口的政策，这些明朝残余海上力量最终投降了。
造反的海盗依靠江河流域和沿海地区农民的支持，他们有严明的纪律，以促进与当地农民的良好关系。例如，从农民那里接受粮食和其他物品必须付钱，以武力索取者一律处死。十七世纪时清朝的一份海上绥靖计划记载了沿海民众忠于沿海造反者首领郑成功的情况。
郑成功之所以没有被打垮，是因为他有福州、兴化和其他地区作为补给基地。在南方，他从惠州、潮州获取大米，其部下则不缺粮食；在中部，他从兴化和泉州获取钱财，其部下则不缺军饷；在北方，他从福州和温州获取木材，其战船则能得到补充。尽管由沿海地区的补给被禁止了，但此法并无效果，禁止补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
造反的海盗制定纪律的目的是为了使造反者能与陆上村民自由相处，从而保证粮食和弹药的来源。海上的纪律也很严明，比如，在作战中战船如擅离船队，船长则要受到审判，以至杀头。
十九世纪初（1805年），中国最大的水寇造反组织记载了三项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1、如果任何人私自上岸或超越规定界线，则将被擒押，并在整个船队面前穿耳；如果重犯，将被处死。2、不得私自攫取偷盗或抢劫来的任何物品。一切物品都须登记造册，个人只得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八则归公；未经准许私自攫取公物者处死。3、任何人不得在村庄或公开场合调戏被抓获的妇女。妇女被带上船须先经准许，然后才可带到船舱边上。如对妇女施加暴力或未经其本人同意娶其为妻者处死。
私掠船
第二类海盗类似欧洲的私掠船。他们的首领往往是富商或绅士。他们在海上打劫时一般伪装成普通的贸易船只。船员多数选自他们手下的仆人，这些人忠实、善战。私掠船在海上打劫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谋利，攻击的目标是政府船只和外国的商船。十六世纪，福建一位官员对这一类海盗作了以下描述：
在龙溪和高屿这些地区，陆上是危险的，那里的人凶恶。人们一般以航海为生。他们当中的一些有名望的家庭常常收容一批恶棍，拥有私人营造的大船，他们为恶棍们提供器具和食物。这样，他们互相利用，谋取利益。人们请求政府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禁止此类事情。
如同对付沿海造反者一样。官员要求政府对私掠船采取清剿措施，但政府却充耳不闻，因为这些人没有构成对****政权的威胁，而且沿海防御船队也往往没有足够力量来解决这类问题。官员们也知道，生活条件好了，海上抢劫就会减少；如果官府苛刻或收成不好，那么海上抢劫就会增多。
海匪
第三类海盗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迫于贫困的沿海农民或渔民，另一种是地道的海匪。
防海匪的坚壁清野政策有时也不能有效地击溃海匪。到十八世纪，这种政策最终被废弃了。例如，1805年广东、福建一股海匪联合武装力量有近7万人和2000艘船，他们分为6个船队，各队挂有不同颜色的旗子。各队有一首领，被指定在专门袭扰地区，不得进入其他船队的活动海域。
十九世纪的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问题增多，海匪活动猖獗。从1661年到1841年，清朝统治下的人口增加了20倍，由1900万增至4．13亿，而耕地面积只增加了三倍。农民的家庭人口增多了，他们只好负债，常常要将自己和土地卖给有钱的商人。这样，土地便集中到了少数有钱的地主手里。为偿付地租，农民被盘剥得倾家荡产。鸦片的不断输入，使得地方财政发生危机，从而造成货币经常贬值。更为糟糕的是，长江、黄河连年决堤泛滥，使得两岸地区的许多人流离失所，四处逃难。
由于上述多种原因，加上海运有很大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海匪活动猖撅。从1847年到1848年，一些海匪武装势力在舟山到厦门沿海岛屿建立了许多据点。这一地区的渔民受到很大威胁。以至在渔汛期不能赶到渔场捕捞。向地方官员呼吁得不到答复，因为江南和浙江的舰队都不敢贸然进入这个海区。结果，英国海军承担起防御海匪维持海上治安的义务。从1850年到1866年，清朝皇帝同意沿海各省总督同英国人联合对付沿海和内河海匪抢劫。合作的形式是派数艘帆船随英舰行动，协助英舰识别所捕获到的海匪。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1856年至1860年中国与英、法联军交战时。
中国政府对海匪采取了招抚政策，让海匪头目在海军或地方政府中任职。即使英国海军三年中帮中国政府打死与抓获了7325名海匪，但海上抢劫活动仍不见停止。到十九世纪末（1898年），这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