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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他作伪欺君，纯属一场误会，可撇在一旁，权且不论。另有一件事情，他却怎样辩解也平息不了时人的讥议。1861年7月，咸丰皇帝客死于热河，八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大帅被胜利冲昏头脑，直如三月不知肉味的饿汉，居然置国丧于不顾，军中纳陈氏妾。换了今人的眼光去看，皇帝蹬腿嗝儿屁了，与曾国藩娶小老婆，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封建社会，曾国藩作为朝廷命官，这样做，悖了大礼，犯了大忌，属恣情妄为。何况曾国藩长期以克欲存诚告诫朋友，并以此自勖，到头来，却自污自渎，因为讨了年轻漂亮的姨太太，享受了一年多的幸福生活（陈氏妾在行营病逝），而弄得自己气沮，惹得朋友不欢。明代的理学大师王阳明可算是一位实话实说的学者，他带兵剿除了赣南桶冈的乱军之后，曾深有感慨地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曾国藩能破江南的太平军，心中的欲念却还是无法弹压，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威信也就打了不小的折扣。
易宗夔所著的《新世说》中记有多条曾国藩的轶事。其中有一条说，曾国藩曾与幕僚开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这至少透露了一点信息，要干大事，先得将良心流放塞外才行。曾国藩一生运斤成风，最可怕的两“板斧”一为杀人，二为洗脑。如果说他杀人尚属间接行为，洗脑则为直接操作，尤称行家里手。他从未读过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但同样深知洗脑的好处——“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他跟朋友、属下和家人谈话写信，均念念不忘洗脑这门绝活，拿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金刚箍牢牢地套在对方头顶，有事无事念三遍紧箍咒，教人实在受不了。
曾国藩不是皈依孔孟吗？孟子就曾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给人洗脑即犯此病。不过，他给人洗脑，你可以明里受洗，暗里拒洗，与后世的强行洗脑还是有很大区别。后世的洗脑大师是否从他那儿获得初步启蒙，学到原始技巧？则未可知。可悲的是，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一改惯常的理学家面目，示人以阴阳家声气。据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所记：“曾文正公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词结语，吾自为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他最后传人的口诀竟是后面这十二个字，怎不教儿女、友人、部属跌碎几千几万副眼镜？曾国藩平日讲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经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熏陶，别人已经深信不疑了，至少也是将信将疑，他这位“伟大的导师”内心却根本不信，还有比这更荒诞的黑色幽默吗？！他还算好，良知未泯，真诚未绝，在生前，肯揭破自己神圣的假面，拆穿自己真实的谎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有一点“临终关怀”（不是生者关怀濒死者，反过来，而是濒死者关怀生者）。读了曾国藩出尔反尔的十二字“真经”，我不由得心中一凛，在这个悠谬之说蜂起的世界，你还能相信谁？谁又是值得你信任的“导师”？你很可能受骗一生，被洗脑一辈子，最终，那人大声告诉你，以往的折腾都是一场迷梦、一场游戏、一场灵魂的“浩劫”，你能受得了这一恶补吗？你还能心平气和？在封建王朝的君臣中，凡是有大手段大学问的，都以给大众洗脑为平生快事，一级一级往下洗，直将万民的大脑洗成了一盘盘空白磁带，他们才能恣意妄为，举国上下，也没有几人质疑他们的恶行，丑剧一幕接一幕。曾国藩显然是一个坏榜样，最终他还忍不住破坏了行规，可想而知，九泉之下他必定会遭致后世洗脑界的高明同行暴谇痛殴一顿。
四、力倡勤俭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
有成”，“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不望子孙做大官，只望做读书明理君子”，“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曾国藩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识，才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训导诸弟诸子诸侄克勤克俭，不可懒惰
奢靡。在他极力提倡的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中，“勤”、“俭”居然排在一、二位，偌大一个“忠”字却被挤到后面。你别说，他这一“笨招”还确实行之有效。曾氏家族人才辈出，虽过五世而君子之泽未斩，便是一个雄辩有力的证明。
一个人身居高位，享有厚禄，还力倡勤俭，不知你信不信，我却打算冒险信他一回。北宋的大史学家司马光曾用“俭以养德，清以修身”八字教诲其子司马康；与司马光同时期的大文豪欧阳修也终生念念不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母训；明末理学家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更是深入人心，其中那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旧日的读书人几乎口口能诵。曾国藩一生之计在于勤，著述就不用说了，光是那些日记和书信，要在倥偬辗转之中，万机百务之余，年年写月月写日日写，就相当不容易。曾国藩有早起的习惯，他常用开玩笑的语气提醒别人“起得早，捡个金元宝”，还说过“早起三日当一工”的话。他恪守的八字家规“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中第三项便是早起。带兵期间，曾国藩天还未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布席开餐，众幕僚均以此为苦。李鸿章后来对人说： “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一番，朦胧前去过卯，真叫受罪。等日久习以为常了，也渐觉苦尽甘来。我日后办事，亦能早起，才知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大家到齐才操筷吃饭。饭吃完了，时间尚有余裕，众人即围坐谈论，经史子集，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实用的发言，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堂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弄得苦了。”
李鸿章的这段讲话十分传神，说明曾国藩虽是一位道学先生，却并非那种面目可憎，言
语无味的角色。
自古以来，多少钟鸣鼎食之家相继败落，都是因为子孙骄奢淫逸所致。曾国藩出将入相，最担心的就是子孙长处于富贵乡里，习惯过一种寄生虫似的生活，渐渐蜕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随时随地言传身教，对家中子弟的训诫可谓苦口婆心：“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又说：“勤俭持家，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饭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说得很有道理，若要家泽绵远，的确舍“勤俭”二字则别无可取。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曾国藩嫁女儿，嫁奁一律为二百两银子，这个数目在当时攀比成风的官场可是显得有点寒伧。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还不惮其烦，为家中媳妇女儿们亲制了一份功课单，具体内容抄撮如下：
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每日验一次。巳午刻，纺棉或绩麻。衣事。三日验一次。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五日验一次。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可缝衣。粗工。每月验一次。
曹操临死之际，犹念念不忘分香卖履，大“奸雄”心细如发，不免遭到晋代名士陆机调侃，因而贻笑后世。应该说，曹操与曾国藩都是内圣外王的典型人物，他们治国平天下时运用铜肝铁腕，心肠都够狠够黑，未必可爱可敬；他们真正的可爱可敬之处往往体现在诸多相对次要的细节上，勤俭便是其中之一。曾国藩身兼将相，位冠百僚，为大学士一等侯两江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