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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杀了东王杨秀清。事变后，翼王石达开奉天王洪秀全的密旨，兴兵勤王，杀了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全盛的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伤。疲于招架的清王朝总算得到喘息之机，咸丰皇帝乐观了，便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就会淡得出鸟来，干脆将他撇在湘乡荷叶塘，一撇就是一年半。
其后，虽强行起用曾国藩，却仍然让他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不给他足够的军政大权。应该说，是太平军勇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请出”曾国藩再度主持湘军，经他们好一番大手大脚的折腾，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东南形势急转直下。咸丰皇帝裤裆里回了潮，担心曾国藩出工不出力，只好赶紧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一兜囊全部奉上，敕命这位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当时普天之下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主宰东南战局后，曾国藩的步调越走越顺，直至攻克江宁（南京），爵封一等侯（除却清初的三藩，一等侯爵是清王朝对汉员的最高礼遇，左宗棠军功盖世，也只封为二等侯）。坊间有许多传说，曾国藩握有制衡东南半壁的兵权后，也不禁动了异心，有过一时的恍惚。主要是帝王学大师王运极力怂恿他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与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彼为鹬和蚌，听其相争，自为渔翁，坐收其利。曾国藩很有可能怦然心动了，但权衡再三，风险太大，当内患日深，外侮正殷之际，若私欲自逞，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再者，湘军师老兵疲，暮气渐深，将士多半好利，无利时可以为利拼命，有了利则骄奢淫逸，贪生怕死，已难为大用。此外，我们细察曾国藩平生心迹，不难发现，他奉行的三字真经是“慎”字第一，“忍”字第二，“诚”字第三。他号称一代理学宗师，若被天下人指为曹操那样的“奸雄”，无疑是自砸金字招牌。因此，他平定江南后，即着手遣散湘军，首先遣散的便是其九弟曾国荃统领的嫡系部队吉字营，以熄天下谤焰。
同治年间，曾国藩在湘乡老家兴建了一座大屋，名为“富厚堂”。按湘俗，筑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善谀，便用湘乡方言为之颂祷：“两江总督太细（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虽是乡愚无知，也可见民心之一斑。又据梁溪坐观老人所著的《清代野记》所述，彭玉麟收复安徽后，立刻派单舟送密件给曾大帅，全信寥寥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此时已笃定心思，无复有觊觎之志，所以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什么“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当即把信撕成了碎片，当做小点心，囫囵吞进肚子里去，以免贻人口实。 孔子对人性了解得甚为透彻，作为儒家宗师，他为徒子徒孙订立了三条“戒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曾国藩既已位极人臣，惟一要担心的是功高震主，晚年，倘若他欲壑难填，还要得到什么，那就会直奔御座而去。但他及时刹了车，熄了火，低调处世。他为朝廷卖命几十年，最终仍不得不深自韬晦，否则，虎跃鹰扬，徒然为亟速取祸之门。在封建沉重的铁铡下，还能有多少硬挺的腰板？曾国藩晚年接连办砸了两件事，使其英名大损。先是挥师镇压纵横于北方的捻军，吃了败仗，他赶紧自劾，推荐精明强干的弟子李鸿章督办军务；后为同治九年（1870年）他作为直隶总督与法国人交涉“天津教案”，当时清议与民间舆论普遍主战。曾国藩捡了块通红的烙铁在手，很是尴尬难堪。他由保定奔赴津门时，竟立遗嘱处分后事：“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初心。”大有视名誉重过生命的意思。但到了天津，他冷静下来一想，国家内乱未靖，若外衅再启，则财力、兵力均不敷急用，这事真还不是自己一死可从善了结的。于是，他决定牺牲名誉，力主和谈，“得尽其心，不求人谅”。他这步棋“叭”的一声落子于枰上，立刻就招致各界唾骂，“汉奸”、“卖国贼”这样的恶谥像强力胶粘在身上，甩都甩不脱。即使是知交朋辈，也不能鉴察他的苦衷，腾书责难者甚夥。曾国藩深知辩解无益，便一概以“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相答，并喃喃念叨袁了凡的语录：“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大有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意思。为着自毁清誉，曾国藩是否把肠子都悔青了呢？没人知道。但他见摒于清议之后，精神就像斜墙上的瓦片一样摇摇欲坠，因此折损天年，倒是有目共睹的。其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曾国藩与其弟子李鸿章勇于议和，说明他俩敢负责任，敢挑担子，庚子年（1900年）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妄启兵端，结果怎样？不是输得更加鼻青脸肿吗？对曾、李这样的历史人物该如何重新评价，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我还是省省笔墨吧。
三、剃头加洗脑
功业在其次，对曾国藩的为人，大家更有兴趣，也谈论得较多。说到他，“曾剃头”的恶号便犹如注册商标，这足以说明他够狠够辣。湘军初起时，曾国藩便在奏章中声明：“……臣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但他主张杀降，将俘虏就地正法，命令其九弟曾国荃不再放赈，把江宁城内放出的妇女儿童强行遣送回去，以造成敌方内乱加剧，务求斩草除根，这些不义之举一直遭到时人和后人诟病。先是曾国荃安庆杀降和南京屠城，后来又有李鸿章手下大将程学启
（太平军降将）在苏州杀降。曾国荃杀的多为降卒，程学启杀的则是太平天国的八位降王。据《凌霄一士随笔》所述，曾国藩在安庆得到李鸿章收复苏州的捷报，初闻大喜，继而愀然不乐，想到那些降王拥众之多，余势之盛，不禁为淮军感到危悚。幕僚入帐祝贺，他却绕室彷徨，脸上只有忧色，全无喜气。直到听说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杀了八位降王，他心里高悬的那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也只有到这时，曾国藩才一个劲地称道李鸿章办事英明果断。他在日记中说：“李少荃（李鸿章字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曾国藩在战时赞成杀降，罪无可逭，后来，他又亲手下令杀害了被囚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而且删削改窜了李秀成的供词，则未必出于公心。李的供词中必有许多话于湘军的形象不利，若将他押解赴阙，虽是首功一件，但保不准他会说出什么恶毒攻击曾大帅和其部属众将（尤其是曾国荃）的话来，而且李秀成心里还有一本南京和苏州的财富账，只要他透露个三言两语，湘军剽掠太甚的行为，就会立刻穿帮。到那时，功成名就的湘军大帅惹上一身腥一身蚁，可就麻烦了。曾国藩杀害李秀成，无论如何，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由此可见，私心之下，人间公义难存。
曾国藩为人刻薄寡恩，也颇遭时人非议。李元度文采智略皆非凡品，在曾国藩幕下屡建奇策，只因有徽州之败，即失欢于曾大帅，遭到严劾，削职为民。多年后，李元度重获起用，曾国藩却仍揪住他的旧账不放，直把他劾得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此外，章寿麟不仅救过曾国藩的命，而且才情不俗，也未曾得到曾国藩的善待，更别说礼遇。曾国藩只为向天下人明示他用人无私，连救命恩人也不惜开罪。章寿麟在官场多年浮沉漂荡，心灰意冷了，才请人画了那幅《铜官感旧图》，并让同时代的名流题序，不用说，心里实在憋屈得难受了，借此一吐积郁。江西南城知县王霞举曾为处境艰难的湘军筹粮出过大力，曾国藩后来得势，便对患难中施以援手的王霞举视同路人。
曾国藩皈依孔孟，服膺程朱，自称为“血诚儒者”，平日讲求以诚示人，以德服人，但有不少同时代的敌友始终怀疑他作伪作秀。左宗棠便毫不买账地批评过这位假想敌“貌似君子，实为小人”。曾国藩当初为众将所误，奏称小天王洪天贵福已死于金陵乱兵之中（实则未死），左宗棠检举他作伪欺君，纯属一场误会，可撇在一旁，权且不论。另有一件事情，他却怎样辩解也平息不了时人的讥议。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