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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完全可以胜过“流寇”。再说，清王朝不仅兵力薄弱，而且国库空虚，要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军费开支的缺口太大，国家拿不出钱粮，不得已，便把难题一层层往下推，你们开设厘金局也好，加征苛捐杂税也罢，总之军费必须自行筹措，自行解决，一句话：****已无法顾全地方。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地方武装力量的雄起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朝廷特别害怕这股力量失去控制，会落入野心家手中，变成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斩了洪魔，再反过来灭清妖。这就难怪素以苛察为能、对汉人心怀戒惧的咸丰皇帝会好一阵狐疑不决。他心里很清楚，要是找准了人，既倒的狂澜还可挽回；要是挑错了人，江山极可能会骤然变色─—由“青”（清）转“红”（洪）了。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因守母丧，回到湘乡老家荷叶塘，礼部侍郎一职依例开缺。此时，国难当头，刀山总得有人先登，火海总得有人先跳，那些朝中大臣谨保自家首级，畏畏缩缩，仿佛彼此打好了商量似的，集体推荐曾国藩为最佳人选，夸赞他为人忠悫，有胆识，有干才，能主持大局，颇有舍他其谁的意思，这简直就是把曾国藩往绝路上推。此前，咸丰皇帝对这位曾副部长惟勤惟谨的工作作风留有良好的印象，心想，就算他办团练办不出什么名堂，还不至于反戈一击，那就让他试试吧。这是一种典型的“拿驴子当马骑”的心理。 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难处不少，“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湘勇是杂牌军，常遭受正规军（绿营）方面的歧视和欺凌，双方狠狠地干了几回死架，仇怨越积越深，大有火并的危险。曾国藩知道，此时小不忍则乱大谋，遂移节衡阳。湘勇还未练成精兵，犹如钢刀还未开刃，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割肉；饭还未收水，就有人急着要用它充饥。咸丰皇帝一道诏令，催曾国藩速与“发贼”（太平军）交战，及早挽救东南危局。曾国藩迫不得已，只好“以赛代练”，先是派罗泽南率领一千二百名湘勇支援江西，才这么一点人马，把它当盐不够咸，当胡椒又不够辣，简直是垂饵于鲨口，结果被太平军“打了牙祭”，险些连骨头渣子都不剩。没法子，曾国藩只好亲自挂帅，要与“发贼”明刀明枪地见一回真章。曾国藩一生遭遇大厄的地方共有三处：一为靖港，二为湖口，三为祁门。靖港之战是他的“处子演出”，就险些将一口大锅砸得稀巴烂。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的事情，曾大帅误信传言，以为驻扎在靖港（省会长沙以北六十里外）的敌营空虚，有机可乘，便带着五营湘勇去连夜偷袭，结果中了埋伏，输得脸色铁青。当时，湘军一战不利，士气大挫，纷纷夺路而逃，水上那座用门扉床板搭就的浮桥，又哪经得起这猛然一番蹬踏折腾，于是湘勇落水的落水，中箭的中箭，靖港顿时沸成了一口汤锅，湘勇都成了露馅的菜饺。曾国藩前线督战使绝招，插一面令旗在岸头，手提利剑，大呼：“过旗者斩！”残兵败将见此情形，急中生智，绕过旗杆，逃得无影无踪，战局立刻就黄了。曾国藩当时气昏了头，还是吓昏了头？已不可考证。惟一可知的是，他羞愤难名，又怕朝廷厉责，干脆一咬牙，纵身跳到冷冷的江水里去，喂鱼算了。曾国藩要是轮回转世到今天，以其宿慧，可能会做一位跳水运动员，也像熊倪那样捧回奥运会金牌。好在他的幕僚章寿麟一直暗中紧盯着这位上演处子秀的大帅，以防意外，眼看他这才一顿饭的工夫，就不想玩了，不想活了，这还得了？所幸章寿麟水性上佳，力气又大，他捞起曾国藩（曾大帅较瘦，体重为五十余公斤），背着就往省城方向一路狂奔，好歹把湘军统帅的那条老命（曾国藩不算老，才四十三岁）从冥河边捡了回来。 曾国藩真要是喂了鱼，怎么办？别人都说，那可就坏了，继起者谁还有本事收拾此后越发糟糕的局面？但也有一人不以为然，这人便是与曾国藩瑜亮一时的左宗棠。章寿麟晚年请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内容是纪念他早年在靖港救起曾国藩的那次壮举，请了当时许多名人作序。左宗棠也用心写了一篇，说到曾国藩的获救，他说：“夫神明内也，形躯外也，公不死于铜官，幸也；即死于铜官，而谓荡平东南，遂无望于继起者乎？则不然矣！事有成败，命有修短，气运所由废兴也，岂由人力哉！”言外之意是，曾某人死了，不仅地球照样转，天下也会照样澄清，我左某人强者运强，又岂是吃闲饭的无能之辈？李元度的序文则写得绘神绘色。他说，曾国藩获救后，第二天中午才抵达长沙，此时曾还穿着湿衣，蓬头跣足，样子狼狈不堪，大家劝他吃饭，他也不下筷子不碰碗。当天，他就搬到城南妙高峰去住，写下一份遗嘱（这是曾国藩的习惯，每遇棘手事，就写上一份遗嘱存档），处分后事，打算第二天自裁（这回更不得了，要对自己下毒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所幸塔齐布、彭玉麟等人率湘军十营攻下了湘潭，靖港的太平军也已闻风逃逸，他这才如逢大赦，破涕开颜。左宗棠的序文还补充了一条有意思的资料，说是曾麟书在湘乡老家听到儿子吃了败仗，打算自杀的消息，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曾国藩，其中有这样的话：“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也！”老爷子这回真的动了肝火脾气，与《水浒传》中宋江之父宋太公责子之义异曲同工。他的意思是：你堂堂男儿，报国捐躯，死哪儿去不行？现在吃了败仗，硬要死在家门口，岂非丢人现眼？要是你就这样子嗝儿屁了，我半滴老泪都懒得为你流！老爷子做政治思想工作，一手软，一手硬，火候恰好。靖港这回没死成，曾国藩后来在湖口大败，情急心慌，又要跳水寻短见，则比往日明显多了作秀的成分。
曾国藩待在安徽祁门，要权没权，要粮没粮，要饷没饷，作为“客军”，长期虚悬在外，日子倍加难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打脱牙齿和血吞”，用王运的描绘，则是“寒月漠漠如塞外沙霜”。据《欧阳兆熊笔记》所述，当时曾府中的幕僚惶惶不可终日，都把行李收拾好，放在船中，随时准备散伙逃命。有人问作者（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雪样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人心反而安戢如堵了。曾国藩受足了磨练，再怎么吃苦，再怎么受罪，再怎么遭憋屈，他都能忍。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集有强权在手的帝王之外，其他人若有基本觉悟，就得修习“忍”功。说是说百忍成钢化作绕指柔，可也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忌，若非万不得已，怎肯轻易给一位汉臣制衡东南的兵权？对这位万岁爷的疑虑，曾国藩洞若观火。更可怕的是那些朝中大臣时不时还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地赞叹道：“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可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未必是国家之福。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爹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作古，便委军不顾，奔丧回乡。清廷这才知道好一位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自己的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并不蠢，他干脆顺水推舟，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治丧，让后者忠孝两全。在封建社会，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无论说话还是做人都有十分精细的技巧。曾国藩度完了三个月假，上奏要求终制（旧时父丧须守三年，高官也不例外，守丧期间不能任职，若要提前上岗，必须呈明正当理由，还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行）。他乘机大吐苦水，说自己多年来挂个侍郎的空头衔，别说权力低于巡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制，粮饷常无着落，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呢？话说到这份上，意思非常明白：你皇帝老儿要是不肯给我地方军政大权，我就在家长期待着，不出山了，你另请高明去收拾东南危局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杀了东王杨秀清。事变后，翼王石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