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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例应于每岁夏秋之间出洋会哨一次。惟以日久弊生，至旅顺建港的前夕则仅见“闽浙船十艘胶着于泥沙之上，无帆无樯，杠俱亦多腐朽，不堪应用。”所谓“出洋会哨”已成具文。
关于旅顺的战略价值，远在清初时期学者姜宸英便曾于其《海防总论》中有所论及。道咸年间，魏源、郭嵩焘亦对其地甚加重视，并慨叹当局者之不知注意，如云：“旅顺口渤海数千里门户，中间通舟仅及数十里。两舨扼之可以断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构患天津必先守旅顺口，此中形势之险要，泰西人知之，中国人顾反而不知，抑又何也！”
光褚初年，江苏学者华世芳于其“论沿海形势”一文中，甚至称登（州）旅（顺）为中国海防中“天造地设之门户”，其间海面不及二百里，可以避风，可以汲水，南北联络稳便，“中国之形势，实无有逾于此者。”
此外，旅顺之特别引人注目之处，便是其优异的港口。因为它的位置约当东经的一百二十一度十五分，北纬的三十八度四十八分之间。平均温度常在十度左右，全年的雨量约为五百公厘。严冬不冻，实为一天然的良港。再加以口门向南，东有黄金山，西有老虎尾半岛，左右环抱，宛如蟹之双螯。西面较长、东面较短，两侧距离不过三百公尺。且两岸山势陡峻，不易攀登，不经口门，难以入内。口门狭小，无法容纳多舰进口。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实可谓为北洋不可多得的国防门户。
建港的决策
旅顺建港的背景既如以上所述。可是由于建港所需费用庞大，沿海港湾众多，对于建港之事，时人颇多争论。尤其是建港位置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福建巡抚丁日昌主张于奉天的大连湾与浙江的南关（温州）之中任选其一；福州船政大臣黎兆棠主张借用广东的黄埔船坞；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有烟台大凌湾之议。甚至李鸿章自己也未有一定的主意。由资料上显示，最初他所瞩目的海军基地乃是大连湾而不是旅顺口。此点在其光绪五年（1879）九月与总署大臣论海防时至为清楚。如谓：
“大连湾距奉天金州三十里，系属海汊并非海口。实扼北洋形胜，最宜湾泊多船。许道 钤身前曾带蚊船四只前往巡察，谓可藏风得势。明春如选募洋弁得人，拟派大员带现有蚊船轮船常往驻泊操练，以待后年铁甲购到，渐可合成一小队，为北洋一小结耳。”
同年十月十七日，与南洋大臣沈葆桢书复重申前说。谓俟在英所购四船回华之后，拟令常往大连湾巡泊。窥以鸿章之意，可能是因为大连湾在旅顺口之外，在地理位置上扼守直隶湾更具战略价值；也可能是因为鉴于英法联军之时，敌军二次都先据大连湾而后进逼大沽口，证明其地形势优越。同时，在政策来说，则亦与光绪元年三月总署所议创立北洋水师一军，“扼庙岛旅顺口之间以固北洋门户”的原意相符合。可是由于他选派英弁葛雷森（Captain Giayson）及哥嘉等人率领蚊船前往测度的结果，发现大连湾口门过宽，非有大枝水陆军相为依护，不易立足。以当时北洋的兵力而论，一时实在难以办到。因此始于次年六月改变初衷，把经营大连湾之事暂时搁置，而以全力去经营旅顺口。
旅顺口的位置既经选定，由于时局的急迫，海军的需要，建港的行动接着便也开始。首派县令陆尔发随同德员汉纳根（VonHameken）及英国海军大佐柯克（Captain Cocker）前往旅顺勘查炮台及修建船坞之所。及至接获汉纳根等的报告，即于十月决定先行修建黄金山炮台。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与山东巡抚周恒祺书会对此举有明白的交代：“蚊船非炮台不能立足，旅顺之台需费十数万金，异日必成北洋一大屏蔽。该处有此一军扼扎，登州烟台敌当不敢久泊。”
次年（七年）三月，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马建忠鉴于“旅顺口新甃炮垒，日后挑于浚口，建设船坞，为辽海之关键，亦焉北洋水师之总汇。”决定亲自前往查勘。除登山涉水周览地形之外，并向汉纳根索阅炮台图说，研究攻防战略。巡视建坞之所，察看周围形势。鸿章得其报告，对于旅顺概况更加了解，其建港计划也随之进而展开。六月二十日与船政大臣黎兆棠书。有言：
鄙意北洋各船到齐，扎旅顺口为老营，派人统率训练，稍壮势威。惟该口虽甚扼要得势，凡筑炮台，添陆军、建军械库、船坞，至少须费百万以外，一时未易就绪。”
同年十月初，他又乘于大沽验收“超勇”、“扬威”二快船之便，决定偕同署津海关道周馥，营务处道员马建忠、黄瑞兰，编修章洪钧，知府薛福成，提督周盛传、周盛休，总兵唐仁廉等文武将吏前往旅顺一行。经过一天多的详细勘察，对于该口形势所获印象至为深刻。旋将其观察所得正式向朝廷奏报，并将其建港计划一并提出。在其奏章中首言旅顺形势，谓“该口形势实居北洋险要，距登州各岛一百八十里，距烟台二百五十里，皆在对面，洋面至此一束，为奉直两省海防之关键。”继陈修建船坞炮台之利。谓其地“口内四山围拱，沙石横互，东西两湾中浤，水深二丈余，计可停泊大兵船三只，小兵船八只。内有浅滩，其口门亦有浅地，拟用机器船逐渐挖浚。目前之快船、炮船及他日购到之铁甲船皆可驻泊，为北洋第一重捍卫。其口旁黄金山高四十丈，可筑炮台，以阻敌人来路。”最后则将经营旅顺的计划提出，请求朝廷的认可：“臣前委员会同德弁汉纳根经营修筑，凿石引泉，工程已得大半。其余局厂船坞各项，当陆续筹款建造，俟炮垒告峻，再酌调陆军防护。”旅顺的建港至此方才成为政府的正式决策。
第一期工程的实施（1880—1887）
旅顺港的修建，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期的工程主要的为拦水坝及防坡堤的兴建，海口的疏浚，船路船池的挖凿，澳口石岸的铺修，炮台、库房、厂房，营盘的建筑，以及排水系统，交通道路的规划与整顿等，事繁而工巨，可谓全工之中最基本最艰难的一个阶段。除于工程技术方面不得不借助于若干英、德等外籍的专家之外，其余全部计划均由中国人自己主持。前后历时七年之久，始得奠定全港修建的基础。在西方的科学先进国家看来，或不免以为微不足道。然在中国而言，以当时科学技术的落后，而能有此成就，殊不能谓非难能而可贵。
李鸿章派赴旅顺经营此一工程的人员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光绪六年（1880）之冬，奉命前往者为县令陆尔发及德员汉纳根。陆令原在北洋办理洋务，于工程殊为外行，此行主要目的乃在帮同汉纳根修筑黄金山炮台。至于汉纳根则为德国的炮台专家，他于光绪五年（1879）即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Detring）之荐来华，充当鸿章的军事顾问，对于旅顺炮台工程贡献极大。
第二次是在光绪七年（1881），是时因为在英所购的“超勇”、“扬威”二快船巳于八月来华，十月初鸿章前往大沽验收，顺便前往旅顺勘查，遍览形势之后，决心在经费许可范围之内，按年将旅顺工程加以扩大。因此乃将陆尔发调回，改命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往旅顺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主持炮台及拦水坝的工作。不料黄瑞兰贪鄙无能，根本不解工程，任用私人，随意挥霍，又凭借官势不以时价购买物料。此种官僚作风，不仅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怨声四起，且与洋员汉纳根也貌合神离，无法合作。至于工程方面，他则尤为马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耗银三万余两，表面上拦水大坝虽告合拢，可是由于其下的污泥并未全部清除，坝根基础未曾稳固，以致经常塌陷，贻患无穷。
第三次是在光绪八年（1882），是年二月鸿章以丁母忧辞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回籍家居。直隶总督调两广总督张树声署理。六月，朝鲜内乱发生，鸿章虽然在籍，但于时局依旧密切注意。鉴于日本对韩野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日急，对旅顺之建港工程益发重视。首命营务处道员袁保龄周历北洋各口调查。接着并于六月三十日致函张树声，决定将“任性乖张”的黄瑞兰自旅撤回，而另委深明旅顺形势的袁保龄前往。旅顺工程自此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一字陆龛，河南项城人，同治元年（1862）举人。他是咸同年间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次子，也是袁世凯的叔父。同治二年，曾经随父至皖北剿捻。五年，官内阁中书，历时十有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