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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军务督办，马君武为广西省长，这当中有什么玄机大概只有陈炯明心里清楚。此时的广西军队加上俘虏也只有6万人了，广东已经有5万多军队了，孙中山是养不起这么多军队的。接下来的时间，他只好忙着裁军，去掉了老弱病残，编成四个师，每师大概10000到12000人之间，军官从上倒下基本上都换了孙中山亲信的人和黄埔军校毕业生。
粤军本来就有三个师四个旅，其中第4旅为省军，第3师许崇智部驻防粤东。此次整军，孙中山以善后为名把陈炯明的主力1师、1旅留在了广西南宁，与此同时，他又以整军为名把桂军收编，李白被提拔为师长，李宗仁第4师驻扎梧州，白崇禧第5师分驻桂林、柳州，由桂军和第2旅整编的第6师李福林部驻防肇庆，同样由桂军和第3旅整编的第7师杨希闵部驻防惠州，又把原有已经毕业的两期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黄埔师余部编为第8师，警卫广州，师长为李济深，而陈的第2师却被调到了韶关。
蒋介石只能继续担任军校的校长，他不能进入军队大概跟我对孙中山在书信中的劝戒不无关系，我向孙中山说，“有巨大影响力和良好人际关系的将领一旦担任高级实权军职，在中国就很容易演变为军阀”，于是蒋介石的学生们只能各奔前途，被分散配备到了各支部队。
此次整编两广军队为之一变，陈炯明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黄埔学生1100余人全面进入了各新编师的基层，这些人一般至少是连长以上，他们的手下又有不少师在黄埔师中的由他们亲自**了的士官，这种情况在第5、6、7师中犹为严重，这些学生对孙中山的态度有效的保持了军队的忠心，老孙这一招大概就是学我当年的整军之法。军队混编后，护国战争年代进入广东的滇军杨希闵部在和桂军混编后，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原来的面貌，依附孙中山的粤军李福林部也在扩编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地方特点。
陈炯明的嫡系经过此次整编，虽然没有被涉及，但是他的部队只有省军第4旅在广州，其他各部均被调到了边境地带，此中的苦涩大概只有陈炯明心里清楚。作为军队名义的最高军职人员总参谋长，他现在的职责也被孙中山以不能履行职责为名将实际工作交给了原来的副总参谋长邓铿，就差没把他总参谋长的职务给撤了。其实陈炯明也知道孙中山对他有一定的成见，但是还是没想到，孙中山这么快就行到了，而且行动是如此的静悄悄，一次整军就把他这个多数派变成了少数派。
我心里常想孙中山如此作大概跟我不无关系，我和孙中山虽然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差别，但是我们的目标却极为相似，因此我们也就彼此相互尊敬。自从和宋家联姻，关系自然就更近一层。在日常的书信中，我就经常指出粤军内部严重的军阀现象和陈炯明的不可靠，自然也就常常把他出出主意。这种军队混编，将军校学生送入基层的招数纯粹就是我的经验。而通过整编使军队正规化也是我的招数，孙中山本人并不擅长于军事，两广特别是广东，地方的各种军事力量十分庞杂，颇有点类似于当年陕西的情形。
但是这些军队虽然多大近十万，却绝大部分没有办法真正打仗，这就是当年为什么三万多桂军就牢牢控制广东的原因。这些人手握武器，又有一定的组织性，一旦有变，其威胁就比东北的那些几乎是单人行动的民兵要大得多。而这些人往往在地方自行筹饷，截留税款，空耗了广东的财力，在某些方面，这些人可说几乎是只会吃饭，不会做事。在孙中山的政军过程中，随着广东内政的统一，这些人大部被以各种理由强迫解散，只有少量的留存下来，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已经不构成威胁。
在改革之前，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省份，为了战争，往往筹集百万以上的军费就要花不少麻烦，如今，孙中山控制的税收已经达到了近三千万，虽然和同盟相比远远的不如，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正规化的军队是要花很多钱的，这些士兵为了让他们安心，一个月最少也要在4元左右，两广现在的十万大军，每年光这些就超过500万，一旦开战，各种经费更是流水般的花出。
从1924年的战争开始，中国的近代以来的战争模式改变了，以前通常是以半正规化军队击溃对手，然后在进行收编，但是从这一年开始，由于军队正规化程度的大大增强，军队之间的对抗开始变成了殊死的对抗，从双方还没有分出胜负就有令人吃惊的超过10万人的伤亡就可以看出这种残酷性。
孙中山忙着他的军队；我也在忙着自己的军队月份的时候，冯玉祥就发表通电，表示感谢各方和全国任命的信任，他就任督军后，将会保障文化遗产从此不再有意思的毁坏，“倘若有半毫损伤，我就引咎辞职。”他还表示，将会在甘肃建立有效的政府，改善甘肃与邻近各省的紧张关系，甚至表示“希望同盟能够支援甘肃的建设”。
皖系此次战争各方伤亡超过55000人，按照募兵制高昂的抚恤费，光这些可能就超过两千万元。皖系的目标最初是要保持对徐州的控制，现在虽然徐州的自治被取消，直系也获得了自由通行徐州的权利，但是皖系的张文生的部队仍然从不到6000人增加到了8000人，依然保有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可以说，一旦有事，徐州至少在战争之初，仍然会处于皖系的实际控制之下。
但是，综合起来讲，皖系的损失仍然十分惨重，这些包括军队、超过4000万的军费，这些使得每年几乎没有财政结余的皖系各省财政骤然紧张。而直系也可以说没有达到战争初期的主要目的，徐海地区只是东南部的一半的土地被收入直系手中，同时迫使张文生取消了自治并承认江苏省府对徐州的合法权利，最后大概就是那个只有在和平时期还有些用处的自由通过权了。
直系最大的收获或许是他们中的另类冯玉祥取得了甘肃这个西北大省的督军职位，这增加了直系在全国的人望。对于吴佩孚而言，这还有更大的意义。冯玉祥在鄂西对于吴佩孚控制湖北毕竟是个潜在的威胁，当年冯玉祥也有意入住湖北，只是因为湖北议会迫于形势才迎吴佩孚南下的，但是湖北和鄂西仍然有特殊的亲密关系。
此次直皖之争，吴佩孚本想动员冯参战，但是却被冯玉祥以反对内战为借口拒绝。冯一旦去了西北，对于吴佩孚来说可谓去了一个潜在的威胁，而对冯玉祥来说，鄂西虽然还算富庶，但是毕竟地域狭小，周围又列强环视，没有战略空间。每年的财政半数以上都花在了2万军队身上，要不是同盟每年支持一点，恐怕鄂西的政治即使再清明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前往地广人稀的甘肃无疑是个更有前途的选择。
月份，冯玉祥带着他的老部队第16旅7000余人来到了甘肃，这个时候，张广建已经被各方劝说通电下野，新建军2万人也被解除了武装等待新督军处理，当然他们的武器的一半都被奖励给直接参加此次行动的河西三镇。这些可说都是同盟方面对冯玉祥的保姆式考虑，自然是为了他整编甘肃省直辖军队扫平道路。
冯玉祥自然感谢万分，经过协商，国民军大部撤回北方，只留下了一个3000人的骑兵团，协助甘肃“稳定地方”，自然这实际上是怕有人造反。到了1924年年底，整个中国西部已经没有了皖系的身影，各省不是同盟省，就是被同盟控制，又或和同盟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为同盟的势力遮蔽三分之二个中国铺平了道路。
就在冯玉祥接受青宁二马的祝贺的时候，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营口港，10月份的时候，海军接受了两艘7000吨级的“义犬”（感谢毒谷行）、“丁汝昌”号“义犬”级巡洋舰。民间一直流传着当年甲午国难时，邓世昌的两条义犬救主的故事，我也常自感叹，我为何很多时候，国人却不如狗来的有血性。由于此时邓世昌号首舰尚在服役，因此在海军局要我给新舰命名时，我就想起了那两只义犬，希望以次来激励海军上下。
“哈哈，上校同志，好久不见啊！”看到义犬号舰长秦鼎铭介绍他的副手副舰长邓兆洋，我立即上前握手。看到刚刚与年中回国的邓兆洋，我就心里又高兴了几分。邓兆洋一伙人共有十二人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两年前，他们中的九人回国，但是终有两个人和邓兆洋志同道合，留在英国继续考察学习。
年，在同盟驻英商务代办和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的周旋下进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