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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每一个就读的孩子早餐提供免费的豆浆鸡蛋，午餐提供伙食补贴，书本费学杂费全免，家庭只需要交付少量的稻米作为孩子在学校就餐的主食即可。如此一来便大幅减少了供孩子上学的家庭负担。
其次罗杰还规定，对于今后海南岛将会施行的各项福利政策，譬如医疗救助、失业救助等等只对完成了扫盲班培训的成年人以及中学顺利毕业的少年提供。对于顺利毕业的中学生，政府将会奖励该生家庭20银洋，但如果中途辍学，则会受到每月5块银洋的罚款，如果无法交齐便会强制学生入学，同时处罚家长。
所谓义务教育可是还有一种名称叫做强制教育的！
但这些仅仅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而已，虽然这是未来发展的基础，但是对于目前文化工人极度缺乏的海南来说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这种状况只能借助于职业教育了。
于是，各种职业技术学校便雨后春笋般在琼崖冒了出来，对于这些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罗杰不但提供各种补助，还设立的奖学金，对那些成绩好的学生来说，上技校不但不需要交学费，反而还会有一笔不亚于做工的收入。
而为了保障这些学校培训出工人的质量，罗杰可是从现代弄来了不少的优秀教材，其中教材里很多内容都是二十年代列强顶尖企业的不传之秘，许多经验也是经过现代千锤百炼出来的经典，比起此时列强来还要强上一头。这些放到欧美都是绝对机密的东西如今却成了罗杰这里的大街货
上学时享受各种补贴奖学金，毕业考试合格便可以包分配工作，在加上半年文化课，一年半技术和实践课的两年学校生涯也不算长，于是大量的青年出于改变自己命运的目的涌入职业技工学校，而他们的加入也大大缓解了海南的用工荒，让很多颇有技术含量的项目得以顺利开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中，罗杰还准备要建设一所综合性大学，为自己的科研人员造血；一所综合性军校，为自己的军队输血。
大学方面的教师倒还不至于太过担心，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家灿若星海，知名的大学教授更是举不胜举，靠着罗杰中国第一科学家、中国第一医学家的名头再加上丰厚的薪金优越的研究条件，拉来一票优秀人才并非不可能。
而针对国内科学界的优秀教授相对匮乏的境况，初期罗杰准备考德国人的支援先顶一顶，此时德国国内那些学者们的日子也不好过，估计会有不少人愿意过来淘一下金，当29年经济危机之后，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罗杰烦恼的肯定不会是能够从欧美拉来什么优秀科学家，而是到底该如何安置数量巨大的技术移民。
相对于大学，作为一支初生的队伍，罗杰这边可没有哪个人敢去军校当教官——他们就没一个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有这个资格的。所以，到头来这个军校还是要靠着德国人帮忙，但全面照搬德国人的教导显然是非常愚蠢的，且不是人家会不会把压箱底的东西都交给你，就是人家真的跟你推心置腹交了老底，可有些东西罗杰他还看不上呢。
对于注定要成为新战术新思想和新武器试验场的军校，罗杰干脆让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让实践成为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给学员们配备武器装备甚至是专门的试验部队，让学员们在学校里去将他们从德国人那里学到的一战经验和从罗杰那里听到新式思想进行一番比较，在实践中探索学习属于自己的作战思想。
第一幕 乌云遮天，暴雨将至
时间进入1927年，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琼崖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项目一个个有条不紊的开展着，这个中国南端偏僻岛屿的面貌日新月异，而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也让所有国人眼前一亮，心里想着这乱世是不是终于要结束了，天下是不是要真正的大一统了。
可事实上，中华民族深重的苦难还远没有结束，随着国民革命军陆续占领南京，武汉等地，眼看着统一全国掌握政权在望，国民政=府内各种势力便纷纷跳了出来，各种丑态毕露，妄图在未来的权力分配之中占据大头。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原本还算团结的国民政=府内部矛盾终于愈演愈烈，到了爆发的边缘。
李宗仁到达上海时，他所目睹的是：“全市群众运动悉为星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这种场景，令李宗仁大感震骇，而当时蒋=介=石也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终日深情沮丧。
而在湖北，自从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整个湖北便沸腾起来，大家都起来革命了。1926年7月底，湖北的农民协会会员，只有7。2万人，到1927年6月，国星最后分裂之前，湖北正式成立的“县农协”有22处，正在筹备的32处；“区农协”308个，乡农协3852个；会员总人数达284万余人；“农民自卫队”所拥有的快枪多达两千余支。有些地方的农民已开始暴动，捣毁了税务局和禁烟局，声势极为浩大。
武汉成了罢=工工人的天下，游行示威，集=会演讲，成为人们每天必做的功课。星党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常常派人混在集=会的人群中，故意向演讲者提问：“什么是星党？”“什么是革命？”然后演讲者就加以详细宣讲，于是星党的主张迅速深入人心。
一位苏联顾问记述：“最底层的群众不经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就自行组织工=会，而且各厂工=会都是按行业组织的。无论你怎样打听工=会的数目和工=会会员的数目，都是毫无结果的，只能凭印象粗略估计参加工=会的大厂工人约为十六七万。”据这位苏联人的统计，至1926年12月下旬，武汉的罢=工达一百六十起，“就是说，几乎每月罢=工五十起，每天都有近两起。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二十万。大部分罢=工发生在半手工业式的小企业里。”另据陈=独=秀在星五大上提供的数字，至1927年4月，湖北有组织的工人为四十万。甚至连要求房东减租的房客，也组织起自己的“工=会”。
看着星党如此爆炸式的发展，底层人民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国民党内部的当权人物们慌了神，他们怕打下来的江山最终便宜了星党，将自己排挤出权力的中央，再加上双方阶级立场的对立，最终蒋=介=石首先下定了决心要进行“清=党”！
然而，此时的国民党内部由于和星党的长期合作已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是单纯的一=党身份，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接触过另外一方。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再加上星党人在北伐中作战英勇，在军中也早已拥有相当的实力，一旦施行“清=党”很难保证到底最终会有多少人支持他们，这就使得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当权派异常苦恼。
可就在蒋=介=石等人苦恼之时，由于工=农=运动发展过快，星党的实力、人员又远远不足，这就使得原本的革命=运动之中不可避免的混进了大量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让工=农=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难以控制。
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都在斗、打、掠之列。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也证实了这点。
这些行为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连李=维=汉都承认，“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
而在城市里，大量手持枪支、棍棒，头戴五=星蓝帽的“工人纠察队”，在一万多名颈缠红带的劳动童子团配合下，顶风冒雨，呼啸奔走于所有大街小巷，到处贴封条，今天扣货、没收，明天阻运、封厂；把“工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