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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员俱乐部有着老式建筑的那种厚重、华丽，高大、褐色的木护壁板的大堂里，放着小小的褐色圆桌，圆桌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桌子中央，一个酒杯里点着一根蜡烛，在七十年代的时候，那烛光奢侈地摇曳着。我们将在这里和外国海员联欢并演唱。〃文化大革命〃之前，我爸爸曾经带我来过这里，但我只记得和爸走丢了，打开一扇门，房间里是空的，打开一扇门，房间里又是空的，高大厚重的橡木门和几乎没有家具的高大房间，让我感到噩梦似的恐怖。
我说：〃从前我和我爸爸来过这里。〃
王莲点点头。从前她爸是个舞蹈演员，可〃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舞蹈可跳，他就不能控制地大胖特胖起来，以至于最后完全像个大水桶。她是听她那失意的爸爸讲着〃从前〃长大的，所以一听到说从前，就乖乖地、稔熟地点头。而她自己却非常乐观与单纯，而且快嘴快舌，我四下看看说：〃如果在外面看到了这种地方，还以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
她点点头，四下看了看：〃资本主义还真不错。〃她有一双很干净的眼睛，只要你引导她，她就会大声说出你想说出来的感觉，而且比你在心里感觉的还要准确和坦白。
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旁边坐着指导，指导把双手交叉着放在桌布上，正浅浅笑着看我们，显然他听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俩吓了一大跳。当时所有的人说所有的不满，都是说在早上挤得转不动脖子的公共汽车上听说的。而我们却赖不成。那时我们心里有点着慌，我们知道应该说谎，但只是常常要忘记这一点。撒谎使我们感到难堪，所以到后来不得不撒谎的时候，我就紧闭上嘴，光看不说话。我们看着指导张目结舌。
指导竖起食指摇了摇，又像是警告，又像是赞赏，又像是安慰我们不要害怕。
指导身后的天花板角落里，有一个白色的裸体的小天使，欧洲小孩子的脸看上去真是精美，真是甜蜜。指导端正地坐在褐色圆桌旁，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如鱼得水地用指头慢慢在桌面上转动着泡着茶袋的茶杯。青黄的颜色缓缓地从茶袋里流泻出来。然后，他把茶袋拿出来放在茶杯下的小盘子里，他啜一口茶，深深地向后仰去，埋进宽大的沙发椅的椅圈里面。
多年以来，指导的那张脸上被跳跃的烛光映照的那种表情一直被我记在心里，我童年时代许多被触动但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的人与事一起封存在我的回忆中，跟着我一路长大。一九八三年我从学校毕业到杂志社工作，那时编辑部每个月都买电影票、戏票或者音乐会票让编辑去进修。那时候编辑部的老老小小就在编辑部集合了一块去，说起来也很奇怪，我的编辑部也在一栋殖民地时期造起来的小楼里，那小楼也是做成一条客轮的样子，也有一些旧了的白色圆窗。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极胖的老编辑，新式电影院里灵巧的椅子总使他起坐困难，有一次，全场静听印度吉他大师弹吉他时，他坐着的椅子突然断裂，随着一声巨响，他像阳光下的雪人一样缓缓深陷到扶手之间，半天都挣脱不出来。然后有一次，我们去一家从前的兰心的老剧院看戏，那老式的椅子结实宽大，他坐下去的时候，脸上出现一种终得其所的松弛。在烛光照亮的旧欧式大厅里面，指导脸上的样子在那天得到了最好的解释：终得其所。
合唱队的演出其实只是极短的三分钟，然后大家又坐回到自己的桌边，小提琴小组的曲子，叫《云雀》，在形容云雀一飞冲天的时候，我们的小提琴总出不齐弓，声音乱糟糟的又尖又扁，此起彼伏。每当听到他们这样，他们的秃头发的指导都会〃噗〃地吐出一口气，把头歪到一边不看他们，那是合唱队的同学唯一可以大肆笑话他们的地方。
我和王莲决定出去看看。
临江的院子里，充满了夜间潮湿的水腥气，大房子灯光明亮，窗上遮着白色的窗纱，打开的大门里，能看到一些旧旧的淡棕色墙纸，还有一盏很大的复杂的老式吊灯，那繁花似锦地垂悬着无数发黄的玻璃片，被灯光打得陈旧而晶莹，从那里传来断续的音乐。那情景，在七十年代初的上海，是不寻常的。
仿佛那是第一次我感到了，当夜晚到来后在昏黄的街灯和春天晚上的薄雾里面，上海的那些殖民地时期外国人留下来的，在阳光下曾经又旧又乱的房子，就像死灰复燃的木柴一样变得生动而明亮。好像所有现实的生活都只是一件衣服，被它在夜晚脱下来，呈现出遥远异地的浪漫。它就像在大海里夜航的大船一样，一边显出着它的美好，一边不可阻挡地缓缓离开。那时候，我们已经过了那么多年的贫困而禁锢的日子，经过了那么多年对私人幻想和隐秘的精神生活的残酷铲除，心都变成荒凉的空地，但我们站在那荒凉的地方，还是幻想别的世界，那世界我们从未见过，任何有着细致不同的柔和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心里引起热烈的反响，我们望着那房子，怀着惊叹和心酸。
〃安德烈！〃王莲捅捅我。
指导正从旁边一条小路里踱出来，他也在远远地看着那房子，听着那音乐，以一种故地重游般的亲切。在我们没打定主意躲还是不躲的时候，他看到了我们，我们于是说：〃我们出来找厕所。〃
他点点头，然后说：〃这房子真漂亮，对吧？〃
〃是的。〃我们说。
他说：〃这是世纪初欧洲的建筑。在欧洲，有很多这样的房子，那是大户人家住的，不像我们这里，变成什么俱乐部。〃
那时候，欧洲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词。二十年过去，我在春天上海刮风下雨的四月去到维也纳，走在旧城的Ring上，我看到许多使维也纳人自豪的老房子，世纪初的高大结实、装饰而又节制的老房子，黄黄的颜色安静地从我眼前向前延伸开去，Ring上走着旧式的马车，马车夫穿着红呢的衣服，戴着高高的黑帽。我在那街道边走着，想着指导在江边的夜晚所说的话，他那样说起欧洲，声音含糊不清，好像是忍不住要说一个关系非常亲密但又必须保密的朋友，〃欧洲，欧洲。〃他轻轻地亲昵地嘟嚷着，但他那时并没有到过欧洲，他是一个住在一九二五年欧洲人盖的小楼里，听着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伟岸而浪漫的音乐，小小心心地收藏着欧洲人年代不明的旧咖啡杯，拿一只写着salt的盐瓶当笔插的七十年代初上海的青年，小心地收集着点点滴滴来自欧洲的碎片当星星点缀自己的天空。
是指导，把他心中象征着全部无法形容也无法想象的生活的美丽欧洲，像树根一样从他的心里插进我的一片空地的心里，使它疯狂生长，盘根错节，以至于永远不能收拾。
那天，我们三个人，就站在黑黝黝的冬青树丛的旁边，听着春天时冬青树硬朗的树叶落下的萧萧声，像隔着一面橱窗看里面用最好的东西装饰成的世界一样，我们看着黄浦江边灯光暂时通明的大房子。
是不是有一点像老师现在和我一块看着橱窗里的那套旧餐刀的样子呢？
我们说起从前，午后的旧货铺子里只有那两个外国人，轻声用他们的家乡话讨论着一个清朝民窑瓶的价钱。老师当年从少年宫出来，又在家耽了好几年，然后就是满街的人买螃蟹吃：打倒〃四人帮〃的那年秋天来了。后一年我进入大学中文系，老师进入了一间中学做音乐老师，然后在上海宾馆附近探头探脑地出现第一批私人老板经营的酒吧时，老师去到酒吧唱歌，拿了一把吉他唱披头士的歌。有一次，公安局来检查酒吧时，把老师的行为报到老师所在的中学，老师就从那里辞了职，老师一生的变化似乎总也离不开那些旧歌曲。老师和别人跑过汽车生意，也去参加过报社办的流行歌曲大奖赛，也到酒店大堂里去弹过琴，准备了一套黑色的西服，弹的时候穿上，脱下就回家。这时候我作为一家儿童杂志的记者，去采访黄河漂流队到达上海，作为封二的文字编辑，坐在摄影记者的绿色自行车后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里穿来穿去寻找介绍上海的角度，在武康路上，我们找到了一个缠满了常春藤的棕红色的小楼和突兀在外面的小阳台，我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