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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市民常常有着两种生活，一种是面向大街的生活，每个人都收拾得体体面面，纹丝不乱，丰衣足食的样子，看上去，生活得真是得意而幸福。商店也是这样，向着大街的那一面霓虹闪烁，笑脸相迎，样样东西部亮闪闪的，接受别人目光的考验。而背着大街的弄堂后门，堆着没有拆包的货物，走过来上班的店员，窄小的过道上墙都是黑的，被人的衣服擦得发亮。小姐还没有梳妆好，吃到一半的菜馒头上留着擦上去的口红印子。而人呢，第二种生活是在弄堂里的，私人家里的，穿家常衣服，头上做了花花绿绿的发卷，利落地把家里的小块地毯挂到梧桐树上打灰，到底觉得吸尘器弄不清爽。男人们围着花围裙洗碗，他们有一点好，手不那么怕洗洁精的损伤，所以家里的碗总是他们洗的。
上海市民真正的生活，是在大玻璃墙和黄铜的美国钟摆后面的，不过，他们不喜欢别人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那是他们隐私的空间，也是他们的自尊。
常常有这样的说法，一个城市的咖啡馆，就像这个城市的起居室一样。
下午一点以后，时代咖啡馆的小姐们都知道要忙起来了，过夜生活，上午在家里睡觉的先生和小姐，上午处理了小公司的业务，下午开始和客户谈判的总经理们，上午逛了公司，现在准备歇脚的漂亮年轻的女人们，陆陆续续就要来了。
小姐们是来吃饭聊天的，一张张脸都漂亮，出手也大方，许多人都能抽烟，样子也好看，不像风尘女那么妖娆，也不像知识女人那么自命不凡，她们不过分，也不土气，那才是弄堂里有父母教训的女孩子，住在亭子间里干干净净的小木床上的女孩子的作派，这样的小姐正在稳扎稳打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绝对要比自己家的那条弄堂高级的新生活。
要是那样的年轻女孩子正坐在你的对面，你有机会看到她们柔和的脸上，有一种精明和坚忍的神情，像最新鲜的牛皮糖那样，几乎百折不挠。
先生们常常是在这里谈生意，瘦瘦的人，注意着自己的仪表，把大哥大放在离自己手边近的桌子上，有时候它也是一种身价，上海弄堂里的人都懂得，家里有十万，才可以动用五万来冒险。银行里绝对要存好一家人防身的钱。他们把名片拿出来，大都是什么国际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只是那是间小公司，办公室是在居民区的几号几室里，电话和传真接在一根电话线上面。他们懂得找一家看得上的咖啡馆和人谈生意远远比自己租一间面子上过得去的办公室合算得多。在咖啡馆里，你占一张桌子一下午，不过是几杯咖啡的钱。这也是弄堂里男孩子制约而有野心的生活培养出来的心计，也是稳扎稳打的。
下午正对着淮海路的那一层，小姐会把谈生意的先生们有意识地领到那里去，那里烟雾弥漫，大哥大的电话铃声和考机的叫声此起彼伏，有人大声地说服别人做成那桩拆资的买卖，有人在为别人的一辆摩托车估价，还有人在问移民加拿大的价钱，好像都是不小的生意，他们的脸也是不动声色地激动着。
也有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在一起会朋友的人，男男女女一起来的，看起来是老相识的了。头发都是从美发厅里整理过的，穿得也正式，让人想起从前五月一日放假的时候，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回娘家的一家人，簇簇新的人，第一粒钮扣也小心地扣好了，自己可真的不想给自己抹黑。他们常常开始点自己吃的东西时就打趣侍应生了，因为他们不想让自己那么隆重。那时候男人稍微派头一下，女人稍微矜持一下，都也不过分，大家彼此配合，谁也不拆谁的台，礼尚往来。
他们一面吃，一面说着自己的生活，在哪里买了三室两厅的房子，孩子送到了哪个私立学校里读书，不是住宿制的，那种贵族学校实际上是宰真正的暴发户的，只有那种从贫民窟里出来的人，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自己在什么地方做生意，前不久到澳门去赌了一次，输得不多，三万人民币……
他们常常在这里遇到自己的熟朋友，那时他们彼此大声招呼着，有时也拼台子坐坐，人多了，女人们就一堆说什么地方的衣服好看，到什么地方去做脸，小姐整整为你按摩四十分钟，不像有的地方看上去花架子不错，可不合算。
时代咖啡馆的下午，常常有一个胖胖的男人，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笑容可掬的，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他拿来的几只印着大百货店名的塑料袋袋，里面放着意大利的皮具，瑞士的新款表，法国的香水，他把每一样东西拿出一样来，给他眼熟的客人们送去，每一样东西都是不可思议的便宜，因为那是假货，当然做得好，像真的一样，只是不经久，用上一、两季，一定败坏。
他是受这里客人欢迎的人，许多人和他相熟，就像弄堂里从前补碗的那个人，大家对他没有什么可矜持的，只是推心置腹。他的笑眼里，除了生意人的和气以外，还有卖假货的人对买主藏而不露的审度。谁也不用在他面前摆谱，大家都是假货朋友，靠它撑门面、讨生活的人。
他只要一来，时代咖啡馆里马上就有一种回到弄堂的轻松和实际，虚荣和精明，进取和稳健。他把这里看上去形形色色的人都串起来了，就像在淮海路的一条大弄堂里，星期天时候的情形一样。说起来，时代咖啡馆是一个淮海中路上的弄堂的起居室。
1931'S咖啡馆
进去，最先听到咿咿呀呀的音乐声，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轧到了细尘，扑扑地响。那是周璇的细嗓子，像一根细而坚韧的尼龙线，勒到你双手出血也不会被拉断的，柔弱而顽强地把六十年以前的多愁善感拖到你面前。
然后才看到瘦瘦的一个小姐，穿着齐膝的蓝色改良旗袍，披着一件短而窄的家织开丝米毛衣，清洁爽爽地迎上来。她有老式的短发，张爱玲时代的那种市井的细长眼睛，浙江人的那种大鼻子，还有苍白的面色。她从房间暗处走出来，那种幽暗，因为梧桐树的大叶子遮了光，因为上海多云的天气，因为老房子那不见阳光的朝向。里面的木头柜台上，开着一盏小小的台灯。
要是午后去，没有什么人，她总把你引到最亮的那张桌子上去。靠街面的那堵墙，用了一块大玻璃，是全屋子最亮的地方，放着小圆桌子，铺着洋布。坐在桌前，可以看到门前的大棵梧桐树，还有窄的人行道。
要是你没什么主意，她常常会推荐你喝老上海盐汽水。要是三点钟了，她就说，还有一种荠菜肉丝炒年糕也是好吃的，或者吃五香茶叶蛋加豆腐干。这里也有咖啡和蛋糕，一九三一年热朱古力，还有简单的日本菜。等你点好了东西，她就把账单送到里面柜台上，然后，大多数客人才发现柜台里还有一个男子，很矮小但相貌堂堂，中分的短发让发蜡打得一丝不苟，广东血统的大额头上很白净，而脸上没一根胡子。他戴着金丝边的圆眼镜，黑色的西服，黑色的领结。他将账单送进后门去，里面是窄而暗长的走道。那是殖民地时代的西式老公寓房子，那里有宽大的厨房和厕所，墙上有小小的白色马赛克，多少年过去，它们都发了黄。
咖啡馆的下午很安静，墙上挂着的东西都印在斑驳的光线里：
一幅笔法老旧的画，里面几个细眉红唇的女子在玩麻将，烫着齐肩的长发，穿着缎子的旗袍，脸上的笑容富足而时髦，还有些大圆脸带来的喜气洋洋的通俗，落款是吴光王，听说他是上海最早的广告人，现在垂垂老矣。
一张拜耳大药厂的阿司匹灵药饼广告。
一张旧结婚纸，那是中国画轴的规模，上面有娟秀不已的小楷，从浙江来的人和从广东来的人在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六日结婚。
一张旧旧的结婚照，女子穿着改良旗袍默默地坐着，双膝紧拢，男子戴着金边的圆眼镜，穿着黑色的西服在后面默默地立着，带着那个时代的人的斯文与木讷。
透明的玻璃门外无声地走过穿着阿迪达斯97型篮球鞋的青年和复古六十年代打扮、涂了银色唇膏的女子，以及一辆被困在街头的酒红色的桑塔纳2000车，可里面却是时光倒转的六十年。
双妹墨生发油的玻璃瓶，美国的老无线电，木讷的壁挂式老电话，那是上海的一九三一年留下来的碎片。那时，上海已经有了近百年的租界发展史，小河汊子变成了大马路，摇橹而来的宁波少年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