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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迪拜的头两天，眼睛所接触到的都是摩登建筑和所谓的七星级酒店。每家酒店都极尽奢华之能事，有的装饰得像水族馆，客人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观赏深海鱼。有的金碧辉煌，酒店门前那许多和真马一样大小漆成金色的马匹，栩栩如生的奔跑状，异常壮观。我住的酒店，周围是引进的海水，客人可以坐上小船到隔壁的酒店和商场，像威尼斯一样。更奇特的是，在一个大商场里，他们打造了整个滑雪场地，就像电影布景一样，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穿着厚厚滑雪衣的人踏着滑板从小山丘上滑下来。这里用金钱堆砌出他们的梦想，就像拉斯维加斯一样。我看不到中东式的传统建筑，感觉不到阿拉伯世界的神秘气息，有点失望。但是在去会场的车程中，那属于中东的气息越来越浓厚。
车子在行进中，静静的，没有人说话。我暗自庆幸自己这次不是主角，心情既轻松且愉快，我不需要准备台词，也不必做镁光灯的焦点。
一九八一年夏我从加州拍完《爱杀》经过香港，和他们在尖沙咀巷子里的酒吧见面。南生一头短发像个男生，穿着新潮，徐克留着胡须戴着太阳眼镜，旁边还有鬈毛岑建勋，他们既有型又特别。第二天约了徐克在半岛见面，他把眼镜除下，我发现他的眼神很有灵气，他就是用这双眼睛观察演员的特质。第一天到片场拍《新蜀山剑侠传》，他问我可不可以赤脚拍摄，我觉得这个提议太好了，马上就把鞋给脱了。因为演的是仙女，一进片场就给吊上了钢索在空中飞来飞去，好像整部戏里才走了三步路。我每天半夜四点到片场化妆，有时候等了一天都拍不上几个镜头。有一次我在徐克面前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我化好妆顶着又高又重的假发，在戏里吃苦我一点不怕，不要把我的精力耗在戏外。”在片场威武神勇的大导演这时倒退一步，一对五爪金龙在空中乱晃，惊慌失措地说：“我最怕女人哭了！”我见他这样，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第二次见南生，是在嘉禾片场。我趴在高台上听徐克说戏，一眼瞥见从外面走进来的南生，她穿着一套紧身窄裙套装，脚踩尖头细跟的高跟鞋，阳光洒在她身上。我从较暗的片场往外看，她的身影周围闪着金光，仿佛是从天外来的女斗士。我跟她是不打不相识。一九八五年拍徐克的《刀马旦》，戏快杀青时，她找我去英国剪彩，我打着如意算盘想剪完彩就直飞美国。偏偏徐克的戏没拍完，还得再飞回香港。到英国的第一天早上，她一个人很优雅地在酒店的泳池边吃早餐。我走向前抱怨行程安排得不妥，让我舟车劳顿。没想到在我眼里一直是女强人的她竟然哭了起来，这倒像是我欺负了她。后来才知道那天是她和徐克的结婚周年，她因为一个人度过而感到难过。这次我们开始互相体谅对方，从此成了朋友。
我和徐克、南生合作过很多好电影，因为这样，我们三个人经常相聚在一起。一路走来他们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我在香港生了根。
车子开到会场之前，经过一个个关卡，他们跟我们要证件，我们都没带，南生说一定会让我们进去的，结果给盘问了半天。这里不像香港，他们可不认识我们。我说：“还好这里没有战争，要不然夜里这样一关关过还真吓人。”原来是有官员要到，所以保安特别严谨。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见到一座像是古代的城门，前面沙地上点满了蜡烛。进了城门，走道两旁，镁光灯噼里啪啦地闪个不停。我们踏进露天的沙漠会场，像是走入一度空间，那里灯火通明，音乐沸腾，偌大的场地，一个大布幔上打着蓝色巨型的马头。人们拿着酒杯开心地寒暄、拍照、跳舞。我抬头望着天上一颗颗又白又亮的星星，就像洒在银河里的钻石，仿佛天地与我同在，我也不自觉地跟着大家一起随着音乐的节拍舞动。
在沙漠地带晚上气温很低，南生冷得直发抖，每当微风吹过，她就说：“这寒风真是刺骨！”我看她冷得不行，就拿我的披肩，裹着她一身黑色PRADA套装的身体。徐克见我穿得单薄，把他的黑毛衣脱下给我套上。
台上终于报出徐克的名字，我赶紧拿着相机走到台前帮他拍照留念。他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一听到南生的名字，立刻竖起耳朵仔细听。他感谢南生多年来对他无私的付出和全面的支持鼓励，让他能专注地把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向至真、至善和至美推进。他说没有她就没有他站在台上的那一刻，他高兴在这重要的时刻与她分享“终生成就奖”，同时谢谢她这些年来带给他的力量和智慧，最后他大声说：“谢谢南生！谢谢大会！谢谢迪拜！谢谢青霞！”最后一句是我加的，他没有谢谢我。南生从椅子上跳起来跟所有的观众挥手，观众也报以热烈的掌声作回应。我走回座位，看到我那大红花披肩摊在地上，内心暗忖，怎么这会儿她又不冷了？
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
很喜欢带给别人意外的惊喜。
在香港一个诊所里等候应诊，斜对面坐着两位上了年纪的阔太，他们聊天的声音很大突然听到了我的名字。我和秘书对望一眼，竖起耳朵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大意是说有一个侄子不肯结婚，说世上哪有第二个林青霞。我站起来毕恭毕敬地上前自我介绍，两位太太停了几秒钟，手指着我说：“你就是林青霞？”然后两人捂着嘴拍打着对方笑了起来。有一位太太进了医生房，剩下那位问我知不知道她是谁，原来她就是出名慈善家的太太，这个世界真正小，她的媳妇正是我的牌友。
在台北的一个早晨，太阳暖暖的，我推父亲到国父纪念馆去散心。在湖边的树荫下，有一堆老兵和邻居的老先生在闲聊，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只是很清楚地听到“林青霞”三个字。我知道这是一个让父亲和那些老人家开心的机会。于是我推着父亲上前：“你们好！我是林青霞！”静默了好一阵，有一个操着台湾国语的老先生问：“你就是她本人啊？”然后父亲和老人们都笑了，笑得好开心，笑得好灿烂。父亲很有面子，老人们也开始了他们快乐的一天。
在上海机场，经过海关，海关人员看着我的护照，停了一下，然后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心想还好没被他认出来。在候机楼等候上机，那位海关人员一脸肃穆地走到我面前，要我拿出我的登机证和护照，旁边的朋友很紧张，问怎么回事。他身子有些微微地颤抖，紧张的面容，好像要哭似的：“你是不是林青霞？”我心想：“我没犯错呀！”他拿出笔来要我在他的工作证上签名。我和朋友这才松一口气。
小时候住在嘉义县大林镇的小村庄里，经常幻想着，将来有一天大明星会出现在我们的乡间小道上。
小女孩原以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许多年之后不可能的事竟然发生了：最后回到那乡间小道上的大明星，就是当年做白日梦的那个小女孩。
那年，我带着亚洲电视摄制组回到我小时候生长的地方。街道上空无一人，有一位老太太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摄制组的人正想开口问路。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所以上前问她我要找的地址。老太太看着这组奇怪的人再看看我，表情很趣致地指着我：“你是不是林青霞？”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写这篇文章，手不沾墨水，桌上没有稿纸，这是我第一次利用科技——“电脑”写出来的文章。
在生活中，往往有某些事或某些话会寄存在你脑海的某个角落。记得十五年前我结婚那天，好朋友施南生在我耳边仔细叮咛：“要学用电脑，将来等有了孩子，才能跟他们有良好的沟通。”我点头称是。十五年后，大女儿都十四岁了，我对电脑还是一窍不通。
始终认为没有电脑的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接近。最恐惧的是，因为科技的进步，人们与科技产品相面对的时间多了，反而夺走了人与人相处的那份亲切感和温馨感。我排斥电脑，不愿意对着那冷冷硬硬的东西，更怕去按那个键盘，生怕那玩意儿被我一按就坏了。我以为它是世界上最难懂的东西。
在没有走入电脑世界前，我像是在另一个星球的地球人。与自己置身的现代文化脱节了，简直就成了文盲。女儿们一人一部电脑，对着它的时间比对着我多。缺少了与她们沟通的重要工具，感到有快要失去她们的危机。有次我要出门两个星期，小女儿喃喃自语地说：“妈妈真希望你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