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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削了〃 新红学家〃 们的自相矛盾的说法，突出地强调了〃 自传〃 说。
周汝昌同志在谈到写《新证》的动机时说，〃 把《红楼梦》的研究由与社会政治结合引向与社会政治分家的道路，却不是我的目标；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学识理论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寻找《红楼梦》的社会政治意义，把《红楼梦》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注8＇这样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能仅仅相信动机而不看他的实际行动以及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的。毛主席教导我们：〃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注9＇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检查《新证》的内容，《新证》的错误观点是比较突出的。
我们以为，《新证》对于作家和作品的所谓〃 社会政治背景〃 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作者在〃 引论〃 中虽然谈到〃 乾隆朝乃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宗法家庭的崩溃的一大转捩点，极盛之中孕育了衰危〃。＇ 注10＇ 但是，他并没有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发展的历史情况，来论述证明这一判断，以当作曹雪芹从事创作的真实的历史背景，而仅仅是把社会政治背景理解为曹家的家世。扩大一点说，是把社会政治背景简单地归结为与曹家家世有关的封建贵族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具体的历史事实。同时，文学作品的社会政冶意义，也不能被理解为它机械地影射了那些历史事件，而是在于通过艺术形象反映了什么，这些艺术形象具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意义，亦即文学的倾向性。由此可见，作者对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学的社会意义的见解是错误的。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他究竟为什么进行那样多的烦琐考证了。
〃 人物考〃 一章的错误，就在于作者较之胡、俞更加强调了曹、贾混合为一的说法。在考证曹家的家世时，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家的家世补其不足，在考征到贾家的家世时，又将已考出的曹家的家世搬回来证实。在这里，除去少数有真实历史凭据的以外，大部分是臆想揣测之说。即使作为一个家谱看，《新证》所列的曹家世系表，也有一部分是为了附会《红楼梦》的人物表硬加上去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其目的虽是企图证明〃 写实〃 、〃 自传〃 说之无误，结果，却由于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客观上也就把自己的〃 写实〃 、〃 自传〃 的说法否定了。在考证一个家族的世系时，只能根据实际材料排列，不能乱加揣想，更不能以〃 圈〃〃点〃 代替并不存在的人物。《新证》固然在形式上列出了两个完全相同的世系表，但实际上却并不完全是尊重客观事实。如果在家谱上可以加以任意地删削增添，那么，也就可以列出很多无关的姓氏相同的世系表，变成了天下〃百姓〃 同归一家。
这一章中最无意义的部分就是关于曹家几门亲戚的考证。考证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环境，自然是可以涉及到和他有关的亲族，可是，《新证》在这方面的考证却是远离开了实际的需要。例如，因为曹雪芹的曾祖姑母嫁给甘体垣，就大量地列出了甘家的世系表、家谱等。依据同样的方法，还列出了李氏、傅恒和福彭等的家世，横枝蔓延，几无止境，而他们和曹雪芹以及《红楼梦》却很少有什么瓜葛。这样即使考证得再详细，也不过借研究《红楼梦》的机会，替他们整理一下家谱，而对帮助读者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都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这种琐细的考证，是同周汝昌同志把《红楼梦》的内容理解为〃 精剪细裁的生话实录〃 的看法密切相联的。它们妨碍了读者对《红楼梦》中作为艺术形象的人物性格实质的认识。
〃 籍贯出身〃 一章，也同样远离了和作者直接有关的家世事迹的考证，竟上溯到曹雪芹的远祖时代，这正是周汝昌同志对社会政治背景的狭隘理解的具体表现。他在〃 引论〃 中曾说，〃 曹雪芹之能有这一部小说的伟大成就，文学天才自然不能不是一个因素，但我们尤其不能忽略了他的极其特殊的环境背景：三种稀有的结合。第一，他家的地位是奴隶和统治者的结合。……第二，他的家世是汉人与满人的结合。……第三，他家落户于江南已经六七十年之久，到曹雪芹出世，早已与江南土著无异，这又是北人与南人的结合。〃＇注11＇ 这样表面地理解曹雪芹文学才能的社会根源，显然是违背阶级观点的。就是作为一个事实的考证，也完全和历史实际不符合，周汝昌同志在这一早已满化了的家庭中并没有找出任何满汉结合的特点。作者所企图要辨明的两个问题，由于材料的缺乏，其结论仍然是可能性的推测：即〃 曹家的原籍可能是丰润〃 ，曹家可能是〃 辽沈边氓被虏为奴隶的〃。如果说以上两章最大的弊病是烦琐无关的考证，那么，在〃 地点问题〃一章中，就完全走向了揣测的境地。作者虽然批判了〃 某街某坊派〃 ，但他自己仍然是尽量在寻找大观园究竟在〃 某街某坊〃。甚至把话头说的更硬，认为曹家在北京有宅两处，一在东城贡院紧邻，一在禁城西北护国寺一带，并进而〃 很疑心曹雪芹老宅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生院〃。可是，作者所依据的也只是些影影绰绰的材料，而其中的大部分又是把《红楼梦》艺术描写的地点作为证实勘查的材料。同时，即使考证属实，那也仍然只是曹府，而并非《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或大观园，充其量也只能是曹雪芹进行艺术构思的某些原始的事实依据和线索。其他所谓〃 影影绰绰的大观园〃 ，〃 荣国府第想象图〃 ，虽也提供了一些理解曹雪芹关于宁、荣二府艺术描写的线索，但大部分仍是承袭着〃 旧红学家〃 的随意想象，其结论不过是加上了作者想向读者灌输的〃 精剪细裁的生活实录〃 说而已。
〃 史料编年〃 是《新证》最庞杂的一章，共二五〇页，占全书三分之一以上。上起明崇祯三年（一六三〇年），下至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其中虽然有一部分（如上面肯定过的）可取的东西，而绝大部分是前人的诗文集、志书、墓志铭等摘录，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真正史料，尤其是曹雪芹时代的，却提供的很少。因此，也无法通过这个〃 史料编年〃 更好地了解时代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
在〃 新索隐〃 一章中，作者又走向了另一个错误的途径。〃 新索隐〃 共七十五条，其观点和方法并没有迈出旧索隐一步。旧索隐固然有些是毫无根据的乱谈，或者是生拉硬扯的附会，而〃 新索隐〃 则是牵强附会地企图证明《红楼梦》虽虚亦实之处，连时间也和历史吻合。至于诗词和境界的描写，则相似于某诗某词，〃 色〃〃空〃 观念来源于《金瓶梅》，贾琏和尤二姐的调情来源于《聊斋》等等看法，又和俞平伯对于〃 传统性〃 的理解，取得了一致。
〃 雪芹生卒与《红楼梦》年表〃 一章，是作者认为〃 最有意义的一个收获〃 ，实际上却是作者的错误观点发展到了顶峰。作者〃 把《红楼梦》全部读过，凡遇纪年日季节的话，和人物岁数的话，都摘录下来，编为年表，然后按了上推所得的生卒年把真朝代年数和小说配合起来〃 ，〃 配合的结果，二者符合的程度竟是惊人的〃 ，〃 从曹雪芹出生配合宝玉降世起，到雪芹十三岁，书中宝玉也正好十三岁〃＇注12＇。于是，作者得出结论说：〃 这样一部大书，百十万言，人物事情，繁杂万状，而所写岁时节序，年龄大小，竟而如此相合，井然不紊，实在令人不能不惊奇！〃 ＇ 注13＇ 对于文学作品的考证工作竟能达到如此的〃 成功〃 ，作者也就不禁欣欣然而认为：〃 可见曹雪芹的小说原是当年表写，脂砚斋也当年表看〃 ，因而他就自称其考证工作〃 刚好是雪芹本意的复原〃＇注14＇。但是，我们认为，这不能不是极端的穿凿。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自然也要求细节描写的真实。《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比较突出。《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是遵循着反映现实生活的客观进程，描写得有条不紊，入情入理，精微细致，显示了小说的典型创造的艺术真实性。但是，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事实的真实。如果像周汝昌同志这样，有目的地把曹雪芹本人的生卒年月和作品中人物的年月配合上去，处处采取主观附会的方法，不仅可以